高考古诗词鉴赏

　　高考古诗词鉴赏：《高阳台》

　　寿阳空理愁鸾，问谁调玉髓，暗补香瘢?细雨归鸿，孤山无限春寒。离魂难倩招清些，梦缟衣解佩溪边。最愁人、啼鸟清明，叶底清圆。

　　古诗词鉴赏：

　　这首词可看作吴文英咏物词的代表作。词在题面上为咏梅，但大多数词评实都认为在写花的同时也在写人，即怀念杭州的亡姬。本词上片抒写梅花飘落在野水荒湾而引起的的哀婉之情，下片化用寿阳公主梅花妆及江妃解佩典故，为逝去离魂唱出招魂曲，同时寄寓着悼念惋惜的深意。其中也寄托了伤逝怀还的感情。由于这首词用典特别多，所述的情事和旨意比较隐晦，故本词历年来褒贬不一，对此评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持否定的意见认为“杂凑”、“斧凿”、“不连贯”;肯定的意见则以为“合数典为一典”是这首词的特色，且“既幽怨，又清虚”。但总的来说，该词还不失为一首托物咏怀的好词。全篇写景用词有些晦涩，不太容易把握总的意境和思想脉络，这不能不说是个缺点。但若详细参详一翻，还是可以读明白的。联系全词脉络的是一股感情的潜流。开头三句直接描写落梅的颜色和资质，用笔空录。“无人”句补出背景，那仙姿绰约的幽韵冷香的梅花竟飘落在孤寂无人的野水荒湾，境界清旷凄寒。“古石”两句由落写到埋，并用锁骨菩萨之典故来显示梅的高贵。“南楼”以下六句续写各处梅花均飘零的情景。下片用三个与梅花相关的典实暗寓梅花飘落瘗埋而无处寻觅，为落梅和亡妾唱出凄哀的招魂曲。结拍用“绿叶成荫子满枝”来表现天地终究无情而人自多情的感叹。其中有着很深的哲理。

　　高考古诗词鉴赏：《正月三日闲行》

　　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

　　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

　　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

　　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

　　古诗词鉴赏：

　　唐诗中，最有南方印记的山水，莫过于“桥”了。而桥最多，被写得最多的，又莫过于苏州。桥景，不仅是最有特色的苏州山水，也是苏南景致最突出、最有个性的地方。在写苏州的桥的诗中，张继的《枫桥夜泊》太有名了，也太诗美了，以致顾颉刚这么说：“山东王子容来游寒山寺，大懊恼，谓受诗人之骗。”

　　白居易有诗吟道：“何似姑苏诗太守，吟咏相继有三人” (《送刘郎中赴任苏州》)。唐代三位著名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都在苏州当过刺史。白居易是在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的七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的，而在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三月又出任了苏州刺史。白居易在苏州任上，写有不少吟哦姑苏的好诗，其中《正月三日闲行》并不出名，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似乎也不算上乘之作，然而，此诗之美即在一闲字，认真玩味起来，还真的具有经典的意义。如果说张继的枫桥诗美在一种孤独情感，而白居易此诗则美在一种闲适状态。《正月三日闲行》娓娓吟道：

　　此诗写在白居易苏州刺史任职时。长庆二年七月，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直到长庆四年五月除太子左庶子返洛阳，仅仅十一个月后，即宝历元年五月又回江南任苏州刺史，至白居易离开杭州，就任苏州刺史，宝历二年十月，因病罢职。《旧唐书·白居易传》载云：“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 可见白居易此次到苏州任职，与其在朝廷的处境有关。诗人自京城外放，而且是自求外放，在政治上肯定不太适意，且年已半百，但是，因为远离朝廷是非，远离正在兴起的朋党之争，而苏州则人情融洽，故而诗人的精神状态也便特别闲适，有他自己的诗为证：“吴中多诗人，亦不少酒酤;高声咏篇什，大笑飞杯盂。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欢娱;用兹送日月，君以为何如?”(《马上作》)诗中生动描写了诗人诗酒适意、唱和酬酢的闲情逸致。正月阳暖，早春时节，气候宜人，风光格外秀丽，街市特别繁华，故而心情也愈发轻松。于是，才写罢《钱塘湖春行》(脍炙今人之人口)不久的白居易，便又有了《正月三日闲行》。

　　据孟二冬“中唐诗歌年表”考，白居易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三月除苏州刺史，时年54岁，五月五日到任;又考，宝历二年二月，落马伤足，卧三旬。五月末，以眼病肺伤，请百日长假，九月初，假满，罢官。十月，发苏州，与刘禹锡结伴游扬州、楚州。[2]P305-306 故而笔者断定，《正月三日闲行》诗写作于宝历二年正月，白居易时年55岁。孟二冬的诗歌纪年里列出白居易此一时期诸多的代表作，而《正月三日闲行》却不在其列，想必孟氏尚未将此诗确认为白居易的力作。

　　白居易在苏州期间比较短暂，似乎还常在病中，其实乃小病大养。白居易曾有《咏慵》诗云：“尝闻嵇叔夜，一生在慵中。弹琴复锻铁，比我未为慵。”一生都在慵懒中的嵇康都不如他慵懒，诗人已经无心长进，心闲而百闲了。故而，此时他的闲适诗的数量大增，而且此时的诗中多“闲”字，连题目也往往以“闲”字作，如《郡中闲独寄微之及崔湖州》、《闲园独赏》、《闲卧寄刘同州》、《城东闲游》等。“闲”是他的一种状态，“闲”也是他的一种情调和境界，因此，我们从“闲”上着眼和发掘，方可真正读懂此诗，读懂白居易的此在状态。

　　《正月三日闲行》诗首联巧用地名：黄鹂为坊名，乌鹊乃河名和桥名。乌鹊桥，是苏州城中最古的石拱桥，与阖板城同建，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原位于“子城”正门前直街，因春秋时吴王在此建乌鹊馆而得名。这是一座集政治、经济、文学和建筑艺术于一身的名桥。据史书记载，此桥原为周武康石建造，整体彤红，端正耸峙，如琼雕玉凿，乌鹊桥拱之顶，与玄妙观内三清殿屋脊对峙，甚是壮观。此桥与城中其它桥梁相较，大有鹤立鸡群之势。乌鹊桥一直成为历代诗人墨客竞相吟咏的对象。白居易诗中“红栏三百九十桥”之“红栏”，显然是指称乌雀桥，诗以乌雀桥之个别而代“三百九十桥”之全部。白居易在任苏州刺史时，对此桥真可谓情真意笃。黄鹂、乌鹊语意双关，《正月三日闲行》中诗人巧用地名来写春意。首联两句中“欲”字并用，此乃大巧之拙，似为重复而其实匠心独运。诗人率意成诗，仿佛冲口而出，不管是平是仄，也不管是否重复，无心锤炼，不屑刻意，将一“闲适”的慵懒情态凸现出来。以笔者之推断：诗中连用两个“欲”，非诗人情词枯竭，实乃有意为之也。

　　中间两联，巧对偶得，不求工而自工，自然工稳。“东西南北”的方位词对“三百九十”的数词，妙不可言，以暗写绿水与河道，东西南北，纵横交织。一池春水，又由于水道的东南西北、曲折蜿蜒，更觉波光粼粼、源头绵绵之意。而各色桥等本来就姿态各异，情状呈献，又因为“东西南北”的方位，因为桥栏色彩鲜艳夺目，便愈加风情万种了。白居易在《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诗中也有对河道、对石桥的类似的描写：“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人烟树色无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水是苏州城的自豪，桥是最苏州山水的特色标志，苏州就像一座用桥搭起来的水上城市。苏州最主要的山塘街，街市傍水而筑，居民临水而居，人家前门临街，后门临河。河道与街道水陆并行，河街相邻，而石桥沟通连接，船行水里、人走道上，构成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城景观。

　　“三百九十”桥，真可谓千姿百态，诗人不作具体描绘，事实上也无从写起，唯有以“三百九十”桥而概写，极言其多，各色桥等让人调动起丰富的想象：或狭长如玉带飘逸，或联翩如雁阵同列;或贴水如苍龙浮游，或高隆似鳌背连云;或弯曲如新月初出，或平直似鸟翼伸展……其桥不仅造型各异，而且阴晴变化，晨昏二殊，桥倒映水中，随荡漾的绿水而荡漾，虚实交映，与自然浑然一体，为环境平添十分的诗情画意。白居易的《小舫》，则是驾舟水上行的记录：“小舫一艘新造了，轻装梁柱庳安篷。深坊静岸游应遍，浅水低桥去尽通。黄柳影笼随棹月，白苹香起打头风。慢牵欲傍樱桃泊，借问谁家花最红。” “游应遍”，“去尽通”，可见诗人的游兴甚浓，去处甚多，而且兴酣未尽;而深坊静岸、浅水低桥的苏州水城构建的特点，则给了闲适诗人以无穷的寻幽乐趣。

　　水用“绿”，可谓清澈之极;桥用“红”，可谓绚烂之甚，结合首联的“黄鹂”之黄、“乌鹊”之黛，复见诗人之匠心矣。黄、乌、绿、红，色彩鲜艳而明丽，图画层次丰富而跳跃，形成生动的形象，足以给人以美感强烈的视觉冲击。繁彩缛色，烂漫春光。因为是早春，还在正月，即便是江南也未到春花盛开季节，所能见到的尚不可能是姹紫嫣红开遍的情景，诗人巧妙地用绿水红栏来渲染春天，不可不说是对春意的一种刻意追求了，以满足其精神上的强烈意愿，与首联的两个“欲”字也暗中应合。

　　在“莺欲语”而未语、“冰欲销”而未销之时，便有“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显示出春天急不可耐的情绪和状态。鸳鸯双双，甜情蜜意，嬉戏而知水暖;杨柳万万，嫩绿饱绽而润泽，虽然不像是“春风似剪”的二月，却也全然不同于寒冬里抖瑟的枯枝。正可谓“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唐杨巨源《城东早春》)诗人也如自然界的自然物态，自由自在，心闲如雀跃而又一无用心。

　　于是，诗人在尾联生出活泼一问答：“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自问自答，作者介入其中，问得漫不经心，问得随意天真，与杜牧的“借问春风何处好?绿杨深巷马头斜”的形式不同，白居易拟以答问，极富情趣。春风来时是早还是晚，是前天还是今日?欲问而问不出个究竟，欲辨而辨不出个界限，然而却还是问了。也正因为如此一问，方才显出诗人的机智和幽默，也使全诗顿时充满了稚趣。此二句属于“合掌”之笔，强调春天来得不知不觉的神奇和快速。作者在案牍之劳后，步出官邸，轻松一身、惬意无限的神情也已跃然诗外。

　　比较起唐代其他诗人的诗来看，此山水诗凸显了江南水乡的旖旎景色。从全诗的用笔来看，“信意落笔，自然超妙”(东坡语)。而此等境界，自然源自诗人的“闲”心。从审美原理看，心闲而境生。谢思炜研究认为：“在文学的具体的表现方法上，白居易很重视两点：一是比喻，一是诗境。” [3]P372 在古代诗人的中，还真的没有人在诗里像白居易那样频繁出现“境”的字眼儿的。而且，把“境”与“闲”同举，互为关系，如：“意闲境来随”(《夏日独直寄萧侍御》)、“闲中得诗境”(《秋池》)、“唯此闲寂境”(《北亭卧》)、“偶得幽闲境”(《玩新庭树因咏所怀》)等等，谢思炜统计其诗中之“境”多达四十多次。[3]P373白居易诗咏曰：“幽境虽目前，不因闲不见”(《冬日早起闲咏》)强调了心理的作用，境与心相关，有闲心方有幽境。据日本藤元粹辑《苏诗记事卷上》东坡：“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查“心相”一词乃佛家语，若从是句观之，东坡深慕乐天豁达，是其心闲得下来。闲，也使白居易消解了内心愤世嫉俗、消解了精神负荷和生活的压力，其精神绝对放松，意志也高度自由，安详从容而身心俱适，进入了享受生命的人生境界。因此，“对诗境的重视，尽管主要是在闲适诗创作中提出的，但显然也纠正了讽谕诗论仅强调诗歌语言质径易谕的偏颇。在白居易的全部诗论中也占有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