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必考时事政治

　　在采访中，焦昱纬表示：“说不失落是假的，有时候也曾羡慕找到好工作的同学，毕竟读了十几年书，一份好工作才是最好的回报”。显然，如果能进入体制内或找一份体面的工作，焦昱纬一定不会选择现在的创业之路，因为在她看来，好工作才是对自己辛苦读书的回报。但是，毕业摆摊，就证明知识贬值或书白读了吗?恐怕并非如此。

　　任何一个行业，哪怕看起来再卑微、再缺少技术含量，想要做好，也需要相应的知识与技能。同样是烤脑花，研究生来烤势必有其独特优势。一方面，焦昱纬在选择烤脑花之前经历了一番市场调研，在发现有很多人爱吃脑花而市场上却没有专门的烤脑花店，才有的放矢地选择这一行业，这绝不是误打误撞、脑袋一拍那么简单;另一方面，焦昱纬在产品营销方面有自己的想法，她正计划联系一些电商，在洛阳团购销售烤脑花，这显然有利于其打造品牌效应。

　　正是在焦昱纬的努力下，其经营的霸道烤脑花被评为洛阳“最好吃的50家美食”之一。可以预见，只要找准商机、诚信经营，烤脑花也能做大做强。焦昱纬无疑拥有这个潜力，唯一的问题是，她有这样的理想吗?这正是评判研究生摆摊的关键。要知道，在高等教育中，我们不仅习得知识，更重要的是培育理想。理想与我们从事的行业没有必然关系，关键是我们能否始终维持纯净的内心世界、守望美好的精神家园。

　　如果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商贩，那焦昱纬的研究生可能真是白读了。但我希望她能成为一个有理想的商贩：在经营中，继续坚持脑花的品质，并不断完善配方、提升口味;始终维护干净的卫生环境，保持良好的服务态度;不断创新营销方式，提升品牌商业价值。若果真如此，焦昱纬将以自己的榜样示范作用，向全社会宣示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尊严，让更多平凡的人看到“人生出彩”的希望。

　　作为一个有理想的商贩，焦昱纬还会为自己的身份感到失落，还会担心周围人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她吗?(段思平)

　　飙车”侥幸更是公共险情

　　“交警快过来，我的朋友飙车发生了事故，车子还在烧，人被甩出去好几十米!”5月7日晚10时许，湖南长沙交警黄花中队值班民警接到报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后发现：一根路灯杆已被撞出了一个大凹陷，路面还有一条百余米的划痕，躺在地上的驾驶员刘文(化名) 由于伤势过重，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5月11日《星沙时报》)

　　前不久刚刚热映的一部电影叫《速度与激情7》，看过的观众想来不在少数。但谁都明白，影片内容的紧张与刺激，不能成为现实模仿的偶像和榜样。否则的话，飙车一族在城市主干道上肆无忌惮地“竞速”追逐，带来的就绝不是什么美妙激情，而是祸患无穷的公共险情了。

　　“速度”不是激情是险情，长沙这次4台赛车款摩托车在城市道路上的聚集约飙，又以一起“车毁人亡”的惨剧警醒世人。然而，网上检索一下便知，这根本称不得是鲜见罕闻之事;可能在一些读者的印象里，某个白天或夜晚，类似突然招摇过市的轰鸣之声，也早不是听到一次两次了。尽管自己身边的这种“表演”，有时或因稍纵即逝而销声匿迹，但浏览有关媒体报道，乐极生悲的飙车险情和惨剧，哪一次不是瞧得心惊肉跳，乃至让人后怕不已。

　　“速度”不是激情是险情，这也不仅仅是对胆大妄为的城市飙车族而言。两年前的一个夜晚，数十辆跑车在北京鸟巢北侧的天辰西路聚集，随后十几辆警车赶到，对车主进行了劝阻和查处。虽然他们当天没有进行飙车等违法活动，或者说“飙车党”幸运地避免了一次拿生命玩激情的巨大险情，但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要是飙车行为没被及时制止，对于那些不明情况的路过车辆与行人，其潜在的危险岂不更为可怕?

　　正如有关法律专家所言，城市主干道上的玩“飙车”、拼“速度”，这与普通的开车“超速”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为，“超速”者未必“飙车”，而“飙车”者必然极大“超速”。所以，在城市道路上“飙车”,行为人若主观上持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态，客观上可能损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确实危害公共安全的，可依法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

　　情节严重、高度危险的“飙车”行为，可以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若“飙车”后果尚不十分严重，也能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这看起来突出体现了量刑定罪上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笔者又觉得，在局部地区和一定范围，可能正是由于“小洞不补”，才让飙车者为求一己的放纵之乐，越发无视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并抱着侥幸心理，一次次蠢蠢欲动地上演起现实版的《速激》险剧。

　　所以，治乱须用重典，才能有望不再“养痈遗患”。毕竟，城市“飙车族”的轰然响动瞒不了人，有关部门若坚决做到闻风而查，并积极调动公众舆论的监督举报，马路就不会变成飙车者的放肆“赛场”。(司马童)

　　如何监管专车服务与互联网医疗

　　近期，两则关于“互联网+”的新闻，引人思考。一则是，继优步(Uber)广州分公司被调查后，其成都分公司再次遭遇监管部门的联合执法。另一则是，国家卫计委表示，除了有资质的医院开展的远程医疗，不允许在互联网上开展涉及医学诊断的医疗。一查一禁，监管部门的“紧箍咒”，看似无情，其实却是为了“互联网+”有更大的蓝海。

　　事实上，无论是专车服务，还是互联网医疗，都是共享经济的一种。从本质而言，共享经济是对“无形之手”的优化，一方面，唤醒沉睡的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连接“信息孤岛”，匹配供需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其优点显而易见：打开手机，几分钟就能叫到车辆，方便，还有优惠券;网上诊疗，既能免除患者排队之苦，也能扩大医生的服务半径，实现分级诊疗。获得群众青睐，实属自然。

　　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后。如同一个硬币有两面，机遇的出现也往往有风险相伴。以专车服务为例，与传统出租车相比，不少专车平台对司机的筛选并不严格。由于门槛低，有些专车司机尚属“新手”，有的车辆则没有保险。且不说安全问题得不到保证，一旦消费者权益受损，平台责任不明，如何维权更会成为下一个难题。不少运营商更是以专车之名，将私家车纳入其中。这也难免引人质疑：专车是否就是“黑车”?

　　不仅是专车服务和互联网医疗，其他“互联网+”行业，同样面临类似问题。电商迅猛发展，可假货也肆意横行;互联网金融火热，“跑路潮”却频频出现……一个在“互联网+”初兴之际就流行的段子，很能说明问题：披上了“互联网+”的外衣，算命的改叫分析师了，八卦小报改叫自媒体了，忽悠改叫互联网思维了，放高利贷改叫资本运作了。有网友因此调侃，“互联网+”是个筐，好坏都能往里装。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只有告别野蛮生长，“互联网+”才能迈向蓝海。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对优步的调查，还是禁止无资质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其目的，恰恰是要给东流的江水筑牢堤坝，为茁壮成长的树苗锄去杂草。而这体现的，也正是“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辩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不要政府的作用;政府的调控，很多时候反而有助于克服市场失灵。《贞观政要》曾载，唐太宗得弓数十张，但工匠以为均非良弓，原因在于，“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对于“互联网+”而言，监管的意义，正是要绳正木心，让树木能成为良材，良材能铸就良弓。

　　当然，堵不如疏。发展的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解决;成长的烦恼，只有在成长中才能化解。一禁了之，对于监管部门而言，似乎是最省心省力的办法，可群众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运营商的困难得不到纾解，反而会滋生更大的社会矛盾，得不偿失。对待新事物，包容才有发展。当年，“傻子瓜子”风靡一时，引发争论，还是小平同志一锤定音：“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监管，而在于如何监管。从在源头上，厘清专车服务和互联网医疗的法律身份;到在管理中，严肃查处非法运营;再到革除行业弊端，推进改革，啃下“硬骨头”，惟有以改革的方式、法治的思维，创新监管手段，才能跟上“互联网+”的速度，为发展开拓出更广阔的蓝海。(陈凌)

　　导游变导购究竟谁的错

　　不满意游客消费低，云南一导游气冲冲辱骂游客，质问游客的道德、良心在哪里，还威胁若不购物将取消下一站行程。5月1日，一段4分钟的视频被网友广泛转发。

　　云南旅游部门确认了此事，并称此事并非发生在五一期间。显然，并非发生在五一期间，不能减轻此事的恶劣程度。视频中，导游在自己的逻辑里训斥游客，语言粗鄙，强制购物，很是败兴。不只是败兴，还于法不容。2013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旅游法》，规定禁止强制购物或自费项目，旅游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消费将全部以透明的形式转入团费。遗憾的是，强制消费并未绝迹。像这种明目张胆的强制也并不少见，只是这位导游的“吃相”太过难看，令人心生厌恶。

　　导游的行为固然卑劣，但更该问一句，她是怎么进入导游队伍的?按法律规定，导游必须有资质，必须遵纪守法。导游不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或者中止服务活动，不得向旅游者索取小费，不得诱导、欺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这些都是导游的红线，国家旅游部门也一再强调，为什么还有导游置若罔闻?更有甚者，有旅行社会默许导游强制消费，以便从中渔利。对这些情况，监管部门是否了解?

　　另一方面，对于游客来说，也要警惕低价团。要知道，天上掉馅饼，往往有陷阱。旅行社不会做赔本买卖，以零负团费吸引游客参团，必然会通过其他渠道弥补损失。不排除有的游客投机取巧，既想不掏钱或少掏钱就能阅览风景，又想逃脱旅行社编织的陷阱。可是，这可能吗?一定程度上说，导游变导购不是一个人的错。尽管错有大小，但都须反思。

　　回到本次事件，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旅游执法总队称，已就此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从重从严从快对相关旅行社和导游进行处理。这种回应，其实并不陌生，几乎可以说是处理导游强制消费的标准答复。问题是，如何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从根本上说，还是要让《旅游法》发力，让执法者尽力，旅游市场才会更有序。(王石川)

　　三证合一，政府自我革命的新注解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部署进一步促进就业鼓励创业。《意见》提出，要在年内出台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改革意见，实现“一照一码”，推动“一址多照”、集群注册等住所登记改革。

　　“三证合一”，旨在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涵养社会创业环境。去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和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已对“三证合一”做过预热。此次明确给出年内出台“三证合一”改革意见的时间表，为解除制约创业创新的制度束缚注入了新动力。

　　解除制约创业创新的制度束缚之所以重要，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要求。今年一季度GDP增速降为7%，尽管仍在合理区间运行，但如何在经济减速期保证就业率的问题，也凸现出来。去年启动的注册登记制度改革表明，只要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仍可保证就业岗位适度增长。商事制度改革越彻底，中小微企业的活力就越能迸发出来，就业率就越能得到保证。“三证合一”，正是商事制度改革的目标所在。

　　解除制约创业创新的制度束缚，也是简政放权的要求。在这个动态演进的改革过程中，距市场最近的政府部门理应处在前列。因为，与市场相关的政府部门的简政放权，最能产生改革红利，给市场带来正向效应。此前一些地区的“三证合一”试点，催生出大批市场主体，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三证合一”既填充了简政放权的新注解，也有利于保持政府改革的应有势能。

　　不过，作为监管方式的重大改变，从试点到全面推广“三证合一”，还需要在各个层面焊接好接口。其一，是焊牢顶层设计的接口。现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等制度，与“三证合一”存在一些冲突之处，有必要加以改进。这种改进本身，也是未来“三证合一”机制化的需要。只有机制化，低成本进入市场才能成为常态，社会创业热情才有望长久保持。

　　其二，是焊牢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接口。“三证合一”要求过去归属于工商、税务、民政等不同部门的注册权相互打通，这要求合并各自的数据库，建立起能够共享的信息平台。这其实是对消除不同部门的“领地意识”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三，是焊牢事中和事后监管的接口。商事制度改革降低的是事先监管成本，但如果事中和事后监管仍然各唱各的调，市场主体的负担就难以真正减下来，生存和发展概率就会降低。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看，只追求有多少市场主体出现只是数字游戏，更重要的是有多少市场主体能够保持活跃度。市场主体的活跃度，决定着就业需求。

　　因此，在事先监管随着“三证合一”得以优化之后，改进事中和事后监管的课题也将随之摆到面前。这涉及监管理念的变革、政府部门的优化整合等一系列更深层面的改革。就此而言，“三证合一”既是政府自我革命的实践，又是更深层面行动的预演。(徐立凡)

　　劳动者要有“愚公精神”

　　为宣传阐释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动员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拍摄的六集电视政论片《劳动铸就中国梦》，从4月30日起将分别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财经频道等黄金时段播出。(央视网)

　　“愚公”不愚，这是我对“愚公”的理解，那是执著和韧性，这是每一个劳动者应有的品质。

　　“不知为何，每每提及“劳动者”这个词，笔者都会想到“愚公移山”的典故，可能是条件反射，或者是对“愚公”的感触太深刻，以至于他成了劳动者的代名词，至少在我眼里这样的。我想，后者的因素多一些。愚公”与“劳动者”，总有些关系吧，虽然形式可以不同，但精神上应该能够有些相似之处。

　　当然，时代在变化，劳动者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讲，传统观念里，劳动通常与技术、体能相关，这就是所谓的体力劳动，但新时期，劳动的内涵早已经超出了这个范畴。脑力劳动也是社会劳动不可分割、并且越来越发重要的一部分，而且脑力劳动往往给人一种错觉：它是一种虚的劳动，但幸福却来得太容易。比如说金融工作者，大家认为分分秒都在收钱，而且是坐着收钱，收入高，工作量小。这是仍然是一种错觉，笔者深有感触，因为有几个同学毕业在银行工作，其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不亚于体力劳动，非常的辛苦。

　　因此，不管有多少变化，“勤劳”永远是劳动者的最重要品质。“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真理，至少对于一个健康正常的人来说，勤勉的劳动是让你获得所有物资和精神资料的前置条件。古往今来，勤俭持家，勤劳致富，这已经成为一种美德和社会共识，也是一种修身立家的品质。德国经济实力雄厚，但人们却没有因此而放弃劳动，反而是稳扎稳打，以实体经济为中心，来打造一个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国，他们的严谨态度源自于勤劳，于是你会看到德国产品的性能总是独一无二的。

　　劳动者要有“愚公精神”，这绝不是“傻”，而是执著和坚韧。“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有人听到这句话是“绝望”，认为“愚公”太傻，何绕道前行?还有人会有“感动”，为这种敢拼的精神。其实，“愚公”只是我们塑造的一个劳动者形象，投机取巧谁人不会，我们要的就是一种精神，一种敢与天斗，不惧困难的劳动者精神，这跟“傻”无关。杨善洲，一个退休的干部，本来可以安享晚年，但他不要，他要去大山里种树，包下大凉山，种下万颗树，最后把郁郁葱葱的大山交给国家。我们宁愿这种“傻”多一些，几十年

　　移山也好，种树也罢，一点一滴的劳动，才有山走山青，关键在于坚持。任何时代，任何人，都是劳动者，没有例外，而身为劳动者，都要有“愚公精神”，不然怎么能走到人生的巅峰，感受劳动带来的富足和美好?(林语泽)

　　大时代需要青年有大作为

　　青年人当以谁为楷模?晋朝的祖逖是一个选择。他在年轻时便有大志向，睡觉到半夜，听到鸡鸣，便把好友刘琨喊起来，一同起床舞剑，以期有朝一日报效国家。

　　一声鸡鸣，可以令祖逖起而舞剑，时代的召唤更应当令青年振作起来，挺身而出。在今天的五四青年节，想想自1919年起，时代的哪一次波涛翻滚，没有青年的击楫中流、勇立潮头。从反帝、反封建到社会主义建设，从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青年人的命运，已深深地嵌入了国家、民族的发展轨迹，青春的舞动，是时代大舞台上的亮丽身影。

　　在浙江上柏住院部，有一支以70后、80后为主的医疗队，在“中国麻风病第一村”坚守10年。在海南鹦哥岭，27名大学生“选择一种有远见的生活方式”，不计名利，在深山中寻找科学的真谛。在新疆且末县，15名来自河北保定学院的毕业生扎根于此十几年，投身边疆的教育事业。这些青年交出的答卷，闪耀着青春无悔的光亮。今天《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推出的扎根基层的青年知识分子典型杨凌云，同样值得每一位青年学习。

　　这是个规模宏大、气象万千的时代，也是个更加看重人生价值、追求自我超越的时代。大时代与“小确幸”(意指生活中微小但确切的幸福——编者注)并非对立，大时代的每一次前进，于细微处都是为了普照每一滴幸福。青年人应当在其中找到一个扭结，连接个人价值与时代使命，在追寻自我的同时，投身到国家民族前行的大部队里，在更大的格局中找到自我意义的坐标。青年的梦，连着中国梦，而且是其中最为热血沸腾、神采飞扬的篇章。本报今天的4版还推出了《五四青年节·创客自述专版》，让我们一起向那些创业、创新的青春致意!

　　说：“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愿青年们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牢记自己的使命，不辜负时代，不枉费光阴，面对时代的召唤，昂首阔步，一马当先。(王子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