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公务员考试申论最新热点

　　为什么要全面实施营改增?简言之，就是减少重复征税，降低整体税负。过去，增值税主要以第二产业为征收对象，营业税主要以第三产业为征收对象。税制的不统一，助推了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加剧了税收不公平的问题。而且，营业税重复征税的现象尤其突出，且缺乏明晰的抵扣机制设计，在第三产业往往是新技术、新业态、新经济的孵化器的市场格局下，营业税“叠床架屋”甚至征收过头税的弊端，无疑对于疏导资源合理配置，扩大第三产业规模，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了极大制约。因而，尽快实施以营改增为主的税制改革，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转型、生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迫切要求。

　　正是因为营改增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因此对于在全面落地时可能面临的考验，需要有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准备。比如，尽管过去4年多的营改增试点经验表明，大多数行业和企业都会受益，但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的一些企业，或因营业税率低于增值税率，或因难以获得足够多的进项抵扣，实际税负有可能上升。如何保证特定行业税负只减不增?需要在确保税收公平的前提下，拿出更多的优惠政策，鼓励这些行业通过扩大投资、购买设备、吸纳就业等方式扩大进项抵扣范围，平稳完成营改增的衔接。此外，试点情况也表明，由于不同纳税企业和纳税人的资产规模、运营情况、应税范围迥异，实施营改增存在效果差异。因此，让纳税人正确认识行业减税与企业税负的关系，算清降低整体税负的大账与履行缴税义务的小账，控制好征税成本，税收征管体系需及时改进征管方式，加大宣传普及力度，让税改新政得到正确解读。

　　其中，最关键的“考题”是，过去实施的是增值税由国税部门征收、央地按比例共享的税收政策，其中中央财政占75%，地方财政占25%。这也就决定了地方财政更加依赖于由地税部门征收的营业税而非增值税。在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后，地方财政的缺口有可能增大，地方财政支出责任与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有可能进一步凸显。这就要求，在全面实施营改增的同时，理顺央地财税关系的相关改革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

　　实际上，理顺央地关系并不缺乏顶层设计。而营改增为理顺央地关系的深化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这个契机因为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面铺开，而趋于成熟。供给侧改革，既包含去产能、出清“僵尸企业”、为企业减负的命题，也包含优化和增加制度供给的命题，而后者本就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营改增的目标诉求和性质，同时涵盖了供给侧改革的这两大命题。因此，对于全面实施营改增，要有推进的紧迫感，也要有以此带动重点领域深化改革的使命感。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路线图，缜密设计、果断推进，营改增就能克服障碍，为激发经济活力、突破改革坚冰提供新的巨大能量。

　　重庆公务员考试申论最新热点：在碰撞中找到改革突破口

　　公众关注两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常有回应群众关切的声音、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

　　14日的“深化出租汽车改革与发展”主题记者会就是如此。现场媒体在提问时，点出去年两会部长“尽快出台出租车改革意见”的承诺，传递着社会的情绪和期盼。对于具体操作改革的政府部门来说，政策研究如果没有进展、解决问题如果没有干货，很难让公众相信已经“尽快”。

　　公允地说，政府部门对出租车改革保持了客观进取的势头。针对网约车管理，不仅明确了发展定位，依法实行许可管理，而且提出规范经营行为，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而对于整个出租车行业，目前也已经有了六个方面的改革框架。无论是明确应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还是建立运力规模的动态调整机制;无论是实行经营权期限制和无偿使用，还是给“份子钱”以更多协商和分配空间……这一难题，在保证群众获得感的前提下，在兼顾各方诉求的原则下，在逐步推进的方法下，解题正在逐渐展开。

　　在改革实践中，解决一个看起来很小的问题，常常涉及很多系统性矛盾，而且往往是做起来才认识到其复杂性。经过一年的紧张工作，交通部长杨传堂坦言出租车改革有“三难”：统筹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公众当前利益和行业长远发展、提升城市公交供给水平和服务水平。三个难点，在去年对外公开征求意见时已经浮现。乘客要求更好服务体验、传统出租车承受内外压力、对政府的监管要求不断提高、规范网约车需要大量政策配套……新老问题叠加、新旧矛盾交织，既有观念体制束缚之绊，亦有利益固化藩篱之阻，又伴随着城市交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难处确实很多。

　　去年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和网约车管理两个文件公开征求意见，一个月里就分别收到了5008件、6832条意见和建议。交通部负责出租车改革的一位干部回忆，当时部里的同志是白天黑夜“两班倒”做归纳整理，就是为了不让任何一条意见“沉没”。各种利益群体共同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也是帮助利益各方去理解别人、认清全局、掌握自身处境的过程。很多事情的推动，都是先有碰撞，才有融合。有了这样的过程，把利害摆清楚，把原因弄明白，就容易接受什么是“不可抗拒的公众需求”，什么是“需要改善服务才留得住的利益”，什么是“不能放手的安全底线”，找到最大公约数、找出突破口，改革也就不是难事。

　　原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在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改革时曾说，“当时中国的改革真是‘急不得、慢不得、左不得、右不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问题定性之后，这样的“四不得”迅速缓解。同样，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已三年，下一发展阶段的重大问题也已经有了清晰的判断，重要的四梁八柱已经明确标注，在接下来的落实中，最难的就是“改到深处是利益”，最重要的是改革者也要找到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交通部领导在记者会上表示，政府部门在改革中是没有任何利益的，也不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这句话说得很对，也是当前几乎所有具体改革都需遵循的铁律。人民的支持是改革最可依赖的力量，要想顺利推动深水区改革，政府部门必须厘清自己的价值排序。说到底，解决人民群众最集中最紧迫的需求，才是政府部门在改革中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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