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申论最新时政分析

　　公务员申论最新时政1：赢得奥运场外的比赛

　　这几天人们都在说，北京奥运是我们看待体育的一个拐点。在成功主办和荣登金牌榜首之后，舆论整体开始看淡“唯金牌论”。金牌选手的角色，从“民族英雄”逐渐转变为“男神女神”，他们展现出的顽强拼搏、健康向上的体育精神，仍然能够凝聚大家，同时带动大家热爱体育、参与体育。近些年，中国城市跑步井喷式的爆发，乃至国内观众对里约奥运的放松心态，正是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社会动员效应在初步显现。

　　不过别忘了，如果转到西方世界的背后，北京奥运同样也是一个拐点。现代奥运是一个最有象征意义的“世界村实体”，各国健儿的表现，对于其所代表的国家形象之塑造、民族崛起之隐喻，强烈而直接。伦敦奥运第一天，有位外国主持人惊呼：中国人的的确确地来了!曾经的“东亚病夫”，如今不断站在领奖台的中间，还动不动破纪录，对于那些习惯了被仰视的传统强国来说，自然会因遭遇挑战生出种种不适应。给中国的尊敬，很多还在路上，而“不可能这么强”的下意识，却会冲在最前面。

　　这就是毁坏中国队声誉的那些人深层次的心理背景。兴奋剂是全世界体育运动的公敌，包括中国运动员在内，几乎所有体育强国运动员都曾犯过错、受过害，今天指责孙杨的人，他所在的队伍也一样。反兴奋剂今天已经是一个世界性共识，在中国更是上升到了国家强力干预的高度。从悉尼奥运开始，中国就实行最严格的血检，从北京奥运开始，国际奥委会对运动员的尿样要留8年。奥运赛场有没有兴奋剂，该是检测说了算，而不是由他人的猜测说了算。正如霍顿自己后来辩解的那样，兴奋剂只是一个最有效的毁坏声誉和动摇军心的手段。

　　奥运，不仅是检验我们体育实力的赛场，也是映照大国崛起过程的镜子。应该意识到，我们未来可能还得受叶诗文和孙杨受过的气，这其实是一种进步的代价。我们当然不能忽视，不能任由其发酵，但也不用因为傲慢与偏见，就用尽洪荒之力去生气。不仅在泳池，不仅在奥运，在中国与西方竞争的所有领域，尤其是我们逐渐开始占据优势的地方，类似的不愉快遭遇也许还会更集中。扭转这种局面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意味着持续地去建设传播优势，一点一点地争夺表达权和解释权。而处在这个转折阶段，我们首先还是要把手头的事业做得比过去“更高、更快、更强”，加固硬实力的支撑，同时不妨淡定面对不理解和不友好，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让人喜爱而不是让人恐惧”，才是软实力的精髓。

　　所以，还是先尽情地享受剩下的奥运时刻吧，我们现在有这个底气。要知道，当我们为“逗哏”傅园慧而捧腹时，正因为更多“捧哏”吴敏霞在默默闪亮，所以我们才能更放松地去享受体育。《墨尔本时代报》写道：孙杨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他用200米自由泳的表现为一切正名。赢得场内的比赛，靠运动员干干净净的实力，而随着整体实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奥运场外的胜利之花，也一定会向我们走来。

　　公务员申论最新时政2：简政放权

　　“层层加码”现象的本质是官僚主义

　　各类“层层加码”现象，无论其具体表征如何，本质上都是官僚主义，是中国几千年官本位文化传统之遗毒，也是新时期“官场病”的典型病症。

　　中国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文化传统，使官场上下级间存在着“媚上欺下”的风气。官本位社会离不开官，尊官、重官，以官位高低来定秩序，官场内部则体现为森严的尊卑等级，“官大一级压死人”，下级官员的任命和晋升，完全依赖于上级领导的栽培与赏识，他们对上级只能唯唯诺诺、仰其鼻息。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推行过程就变成了工作任务的层层交办，每一层级的政府，都是通过对下一层级施压，来谋求任务的高效完成，进而获得上级的嘉许。而在政务运行一线的基层公务员，反而最不具备政策制定和推行的发言权，他们穷于应付，极少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面对上级的层层重压，因缺乏认真完成工作的必要时间和精力，也就只好层层打折不求质量。本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开展与落实的政策，在实施中非但不能有效联系实际，反而以揣摩上级领导的意图为第一要务，敷衍塞责，华丽收场。“层层加码”这种“上级压下级”“下级哄上级”的怪异现象，在冗官充斥的各级官场普遍滋长，并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官僚科层制度本身的缺陷，也会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科层制的惰性和它衍生出来的“官场病”，古今中外都没有哪个国家能彻底避免。就今天的中国而言，对这一病症的危害更须高度警惕。我们知道，政府层级越多，上下级间的信息沟通就越困难，政策实施效果就越容易背离政策初衷。面对今天日新月异的改革发展实践，传统的官僚指令式的政策运转方式，已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我国许多地方的官场行政，不仅手续庞杂，而且程序繁冗，科室层级太多，每经过一个层级，就会经历一次“加码”，其结果都是背离政策初衷更远。很多中央出台的好政策，就在官僚体制的层层“加码”中，偏离了轨道，出现了问题。

　　僵化呆板的行政体制，也会导致临事推诿、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自从中央推行“八项规定”，强势反腐“打虎拍蝇”以来，一些贪官纷纷落网，百姓拍手称快。但另一种“官场病”，庸官怠政现象却凸显出来。虽然他们没有以权谋私，大把捞钱，却时时处处消极怠政，推卸责任。我们往往能观察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很多公务员们日常显得事务繁忙，常年加班加点忙得不可开交;另一方面，大量政务推诿停滞，运转拖沓。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官僚科层制度本身弊端导致的。“层层加码”现象是体制性反应，是科层制“帕金森”综合症的典型症状，部门都有部门利益，且都倾向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每一层级向下级的“加码”，本质上都是为给自己留足工作时间和空间，打好“提前量”，通过这种方式以降低自己在政策运行中犯错误的风险，可谓给自己留足了闪转腾挪的余地。然而这种做法的成本很高，它不仅无谓地浪费了行政运行的时间和成本，而且大大加重了基层公务员和人民群众的负担，是政治上不负责任的表现。

　　“层层加码”终会导致脱离群众

　　机关“层层加码”现象的凸显，表明各级政府在政务处理过程中，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重偏差。表面上看“层层加码”似乎是政策运行过程中的程序设置问题，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如果长期放任不管，最终会导致执政当局脱离人民群众，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这是不可忽视的大事情。

　　首先，它会导致政府行政效率的进一步降低。“层层加码”现象中所添加的“砝码”，并不是出于真正政务运行的需要，而是为了推诿责任或取悦上级所增设的“附加任务”。随着“层层加码”现象在机关成为常态，这类“附加任务”往往会保留甚至固化。长此以往，政务运行过程中的冗余环节势必越来越普遍和繁杂，从而大量占用公共资源，降低行政效率。

　　其次，它会导致虚假的政绩观和形式主义的泛滥。“层层加码”现象容易给人们带来一个假象，即在政务运行过程中，政府管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越详细越好”。这种政绩观忽略了政务运行的“质”，而仅仅看到了其“量”。如任其引导，会激励政府将触手伸得更远，对更多社会事务管得更宽，统得过死，从而可能扼杀社会自身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政府本身无力应对不断快速发展的社会事务，导致其干预和管理浮于表面，致使体制内形式主义泛滥。

　　“层层加码”现象本质上是官僚主义的衍生物，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与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相背离的。倡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将传统的以“统治”为核心的“驭民之术”，转向以“治理”为核心的现代政治体系。而这一体系的核心，是“必须识民情、接地气。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到全部工作中，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简政放权是清除“官场病”的良药

　　为政在人，治国必先治官。执政者在吏治问题上能否处置得法，建立一套平稳高效的官员管理制度，直接关系着其命运。对官僚主义痼疾必须下大力气消灭，铲除“层层加码”这一不正常现象得以滋生的土壤。

　　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之一，就在于政府和官员权责不清，官僚部门利益无法被监管和遏止。我们过去有计划经济和全能型国家的历史包袱，即便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了，政府过度伸入社会的触手，仍没能完全收回。政府对社会事务管得过多，管得过细，管理层级过繁，机关单位叠床架屋，自然给“层层加码”之类的现象提供了生长空间。切实减少政策推行和行政审批过程中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是整治官僚主义的一剂良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在政府改革领域最抢眼的举措，便是大力推动简政放权，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了近八百条行政审批事项。2016年6月27日，在201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中提出：“我们还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把政府该放的权放出去，能放给市场的直接放给市场，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而且还要探索包容有效的审慎监管方式。”

　　对官僚主义者以“层层加码”所造成的乱象，所带来的行政效率低下、责任推诿等“官场病”，执政当局不可等闲视之，其病症之根本原因不在个人，而在体制，因而解决之道在于切实转变执政理念，进一步推行简政放权，破除行政垄断，进行体制性改革。在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点强调：“各地区编制本地区发展规划，要结合实际，实事求是，留有余地，不能搞层层加码。要把抓落实摆在突出位置，制定具体方案，明确责任分工，防止任务落空，坚决克服‘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规划是一套、做起来是另一套’的现象。”破除行政垄断重在落实，只有将对上级负责转变为对人民群众负责，将“统治之术”转变为“治理之道”，“层层加码”这类官场上的不良现象，才不会有滋生的土壤，“官场病”的种种症状才可能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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