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公务员申论范文
湖南公务员申论范文一
保障民本利益，政府需转换执政理念。在不少强拆事件中，总能找到政府强权的身影。在宜黄强拆事件中，有官员大放厥词：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这种执政思维无视生命的尊严，也无视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官员错误的“政绩观”在作祟。城市化本身没有错，可是，当贫困县的“新城”建设最终成为“烂尾楼”，当强拆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当良田被轰隆隆的推土机铲平，当无家可归、无业可做的农民在城市化浪潮中艰难生存，当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让农民愁眉不展，有关部门应扪心自问，自己的职责在哪儿?政府应“为民谋利”，而不是“与民争地”，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在征地过程中，不要越权、强权，更不要违法操作。
保障民本利益，政府还需保障农民长远生计。征地改革中，不仅要合理提高农民的土地补偿，还要建立农民生活长期保障机制，否则征地就变成“砸农民的饭碗”，使失地农民被农村和城市双双边缘化。相比城市居民，无论是在知识技能方面还是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民都是弱者。在激烈的求职竞争方面，失地农民没学历、缺技能，很难实现长久就业;在社会保障方面，失地农民欠缺相应的医疗、养老等保障，却面临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这就需要一方面改革补偿制度，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保证其初始利益;另一方面还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失地农民在就业、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领域同享城市待遇，从根本上保障失地农民利益。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普遍出现“以城吃乡”现象，由于现行征地制度的各种弊端，农民无法公平分享土地资本化后的升值收益，从而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冲突，影响社会和谐。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为保护农民利益指出了改革方向，也为改革征地制度拉开了帷幕。
湖南公务员申论范文二
精准扶贫 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2013年，正是在十八洞村考察时，正式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在2年多后的今天，再次对这个小山村的发展情况表达了关切，充分体现了扶贫工作在“十三五”新征程中的分量和地位。从收入有没有增加，到大龄男青年的“脱单”情况，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正是扶贫工作是否见实效、扶贫举措是否改善了百姓生活的朴素标尺。“十二五”期间，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亿多。但在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回头看”，这既是为了巩固工作成效，防止返贫现象出现，也是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查漏补缺，让精准扶贫成为持续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长期动力。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创新扶贫工作机制和模式，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草案提出，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还要注重支持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并完善脱贫攻坚支撑体系，强化政策保障，健全广泛参与机制，落实脱贫工作责任制。相关统计显示，“十三五”期间共需要脱贫人数达到5575万人，要使得这部分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实现“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的扶贫任务，任重道远。
一方面，精准扶贫要“授之以鱼”，即保障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当然，扶贫资金、社会保障等对口支持不可或缺，但“授之以鱼”不仅在于单纯提高个人或者家庭的收入水平，而是要为摆脱贫困形成、长时期的有利条件。比如在一些乡村，道路不通、网络不畅，缺少发展产业的硬件;教育资源等软件的缺失，更可能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因此，要将精准扶贫落到实处，就需须更加丰富“授之以鱼”的内涵，不仅要关注收入，更要关注教育、交通、医疗、信息网络等各个侧面，实施的扶贫。
另一方面，精准扶贫更要“授之以渔”。扶贫不能只靠“输血”，提高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才是达成“十三五”精准扶贫目标的根本之策。所谓“精准”，就是要因地制宜地选择脱贫路径。以十八洞村为例，该村虽然产业基础薄弱，但自然环境优越，因而成为旅游定点村，通过旅游产业来推动经济发展。当然，全国各地的贫困地区条件有所差异，贫困家庭的致贫原因也各有不同，唯有深入其中、量体裁衣，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精准扶贫的效用。
扶贫工作，不仅事关贫困地区的群众生活水平和发展机会，更事关社会公平，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用好精准扶贫政策，增强针对性、突出创新性、注重实效性，才能真正让贫困群众祛贫根，奔富路。
湖南公务员申论范文三
“好政策”滋养公民理性与德性
综观历史，历代为政者都重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将中国推向了大一统时代;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至今举世称道;唐太宗虚心纳谏，以文治天下，开创了贞观盛世的辉煌局面;康熙皇帝注重编修文化典籍、吸纳西方文化科技，教化人民德行。时至今日，习更是提出了政策好不好要看人民是哭还是笑，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重要标准。那么究竟何为好政策?“好政策”不仅事关政治清朗与国家民族大义，更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人民的思维形态，使得每个公民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政策”符合人民意愿。“从来为政者，宁不忘渔樵”。“好政策”符合民意是政策得以实施和推行的基础。唯有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制定政策，才能最终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这是所有“好政策”的基础。“得民心者得天下”，符合人民意愿，也是我党增强公信力，巩固执政的基础。
“好政策”滋养公民理性。“理性”是社会的规范、纪律。一个社会要想平稳的发展，就必须每个公民遵守一定的规范，在一定的约束之下生活。“好政策”就是希望能够利用政策的约束培养起公民遵规守纪的意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出台，约束了党员干部的行为，培养了党员干部自律自觉的意识，还政治清朗于民众;信箱的设立按照既定的程序受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给公民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引导公民理性思考;“限塑令”的出台，用经济调节的手段约束公众随意使用塑料袋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白色污染。因此，政策之好不仅在于人民满意本身，更在于通过政策，培养公众理性思考，规范公众理性行为。
“好政策”更要涵养公民德性。“德性”是公民的思想道德修养，也是社会成熟的条件和标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会对公民的品德修养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高考政策，培养了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显著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很多人的求知欲、读书欲被唤醒、被激活。试想，如果邓小平同志没能适时的审时度势，恢复高考，还能焕发亿万青年的读书热情?培养出如此之多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的知识分子吗?各项反腐禁令的密集出台，约束了党员干部的行为，更培养了党员干部自律自觉的意识，试想如果党和政府不能及时颁布禁令，遏制“不正之风”仅靠百姓的舆论谴责和党员干部的自律意识，能够真正净化社会不良风气?能够用良好的党风带动政风民风吗?可见，好政策能够激发人性中至美至善的部分，抑制贪婪邪恶的部分。“好政策”不仅是人心所向，理性规范，更有利于涵养公民的德性，提升公民德行素养。
苏东坡在杭州治理西湖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满足了民众的实际需要;密集出台的反复禁令规范了党员干部的言行举止，引导了政风民风的转变;《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增强了人民体质，加速了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步伐。由此可见，好的政策不仅是人心所向、民心所指，更应引导公民理性思考、理性行为，从而涵养公众的德行。唯有如此，才能让好政策真正发挥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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