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公务员申论热点
2017西藏自治区公务员申论热点一：炫富医生很火，围观不能过火
其次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任何行业，任何时候，炫富都不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财富虽然归属个人，个人享有支配权，但使用者本人，仍然在社会道德的约束之下，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不能违背公序良俗。这位医生也许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认为自己在炫富，但在客观上容易给人造成一种炫富的印象。当事医生在网络上也是个大V了，要看到作为大V，粉丝多，社会影响力大，自己的微博平台已经具备一定的公共属性了，更得讲公共责任，也应该对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有一定的预见性。自律是一种美德，相比于硬规定，甚至具有更高的社会示范意义。
所以，当事医生在微博里回应说，医生哭穷才能获得掌声，医生中产往往惹来口诛笔伐，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解，收入高一点都不可耻，医生的努力和辛苦大家有目共睹;谁的权利都该得到尊重，没有必要把这种权利挂在嘴边，高调地宣示。
但是，对这位医生行为的讨论同样也应该在合理的范围以内，不能动不动搞道德绑架，上纲上线，更不应该被绑架在医患矛盾的这辆马车上。迁怒于他，把情绪转移到个人身上，这种做法既不公平，也不负责任。在一个普通人身上附加过高的道德标准，以一个完人的标准看待医生这个行业，也是这个行业不可承受之重。至于把对医患矛盾的不满，对一些医生行为的不满的情绪，宣泄到这位医生的身上，这就完全走偏了。
2017西藏自治区公务员申论热点二：莫把中药当成一把草
确保优质优价，让老百姓吃上安全的放心药，还需要政府从产业政策上给予扶持，加快中药产业的供给侧改革
12月6日，我国首次发布《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介绍中医药发展有关情况。在新闻发布会上，中药材价格暴涨成为关注焦点。
诚如发布会上所说，“中药材价格的上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显示，三七产地价格今年年初约为200元/千克，涨至400元/千克，涨幅达100%;五味子由53元/千克涨至140元/千克，涨幅达164%.
某种程度上，中药材价格普涨，不单是供需关系惹的“祸”,而且是对过去价格“虚低”的补偿性上涨。2013年以来，中药材价格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作为一种特殊的农产品，在价格普涨的大环境下，中药材应声上涨是正常的市场调节。但不容忽视的是非理性上涨，尤其是价格的大起大落。一边是“药你苦”,药贱伤农，药农没法种;一边是“药你命”,贵得离谱，患者吃不起。
中药材价格近年来上演“过山车”行情，暴露出价格监管的缺失。尽管中药材被当作“庄稼”来种，但没当庄稼管。特别是流通环节，处于农业、药监、物价“三不管”地带，缺乏职能部门有效监管。不少中间商从药农手中低价收购，囤积居奇，当市场紧俏时，再高价抛售，哄抬药价从中渔利，坑害了药农的利益，加重了患者看病负担，还挖了医保的墙脚。
如此价格乱象，亟待建立中药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人们常说：“药材好，药才好。”但目前的评价标准唯有效成分是举，这只能评价真伪，却无法评判优劣，容易导致“劣币驱除良币”.中药最讲道地性，同样的药材品种，生长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气候环境下，其效果可能完全不同。以“浙八味”中的麦冬为例，三年一采、产量低，价格高、疗效好，可市场并不买账，不如其他产地疗效差价格低的麦冬好卖，结果是浙江种植的药农越来越少。坚持质量优先、道地栽培、价格合理，中药材价格形成机制回归到优质优价之路。与此同时，要推进全国中药材信息平台建设，避免“药种多了就是草”的全民种药的盲目性。
中医药素以简、便、验、廉而着称。好多人依然把中药当成一把草，认为不该卖那么贵。其实，中药材保护和发展仍然面临严峻挑战。由于土地资源减少、生态环境恶化，部分野生中药材资源流失、枯竭，中药材供应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药材资源紧缺濒危，贱卖中药提取物是重要原因。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2年起，植物提取物出口额保持20%以上的增长。2015年提取物出口额21.63亿美元，植物提取物已经超过中药出口额的一半。
中药可能毁于药，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把药贱卖成草的做法，付出的是物种灭绝、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被列入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药用植物已达168种。长此以往，中医药的发展可能陷入“无药可医”的绝境。《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年)》提出，中药材是中医药事业传承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中药材资源保护，不能再走低附加值、高消耗的老路。
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历史性机遇。中药材价格回归理性，确保优质优价，让老百姓吃上安全的放心药，还需要政府从产业政策上给予扶持，加快中药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坚持以发展促保护、以保护谋发展，依靠科技支撑，才能实现中药产业快速发展。
2017西藏自治区公务员申论热点三：规范辅警管理
【背景链接】
2016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了“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从管理体制、岗位职责、人员招聘等多方面对辅警人员管理进行规范。辅警履职“出格”不能“临时工”了事，后果由所在公安机关承担。
意见的指向性很明显，即为了解决实践中辅警的法律地位不明、职责权限不清、职业保障偏低、管理使用不规范等问题，通过法治手段实现辅警的规范化治理，确保辅警依法有效发挥作用。公众期待，通过意见的规范化管理，能够让辅警走出“临时工”之殇，逐步迈向公正文明的规则之治。
【问题分析】
辅警的产生最初源于公安执法力量的不足，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弥补性的举措渐渐扩大，以致辅警从数量到质量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实践中辅警的权责并不清晰，个人素质参差不齐，参与执法情况比较混乱。尤其是一些部门在出现执法危机后，将责任推卸到辅警身上，降低了公众对辅警的认同度。
与此同时，辅警自身的付出与回报并不匹配。很多辅警干着脏、重、累的活，但工作待遇缺乏保障，人身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等难以有效落实。有的单位聘用辅警极不规范，选人用人没有硬标准，工资福利没保障，有的辅警工资还没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生活中辅警参与辅助执法时，更是面临诸多人身权上的侵害，但却缺乏相应的救济机制。有数据显示，近5年来，平均每年有近百名辅警在履行职责中牺牲、2000余人负伤。
一方面是外在声誉备受诟病，一方面是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辅警陷入两难，本质上影响的还是公安执法。
【对策措施】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其法律地位。明确辅警的法律地位，实质上就是明晰其职责范围，进而才能在程序上对其协助相关工作予以界定，规范其行为。
其次是明确责任。严格落实“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监督原则外，还应该进一步明确，其在协助工作中的不当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准公务行为，其相应的后果应由个人承担，还是由相应的使用者完全承担。这既是规范辅警责任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辅警工作权益的需要。
最后“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对辅警管理工作而言，同样需要贯彻这一理念，只有从法律上明确可以为和不可为的权责界限，并辅之以公开的、可识别的操作性程序规范，才能不断推动警务辅助队伍正规化建设、充分发挥其警务辅助作用，在创新社会治理的同时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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