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公务员考试申论范文精选

　　重庆公务员考试申论范文精选一

　　人民的力量能够推动改革的车轮，甚至可以说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力量。因为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人民群众正是生产的主体。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劳动中不断地积累经验，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方式的变化。而社会发展进步又需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已适应新的生产力。这就是人类社会基础而巨大的变革。所以说，民众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

　　纵览古今，在重大变革过程中，无不凸显着人的重要作用。

　　战国初期，秦国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国。为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秦国变法图强。从而使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备实力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这次变法被称为“商鞅变法”，这是对商鞅的智慧推动变法的肯定，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催生制度变革的有力证明。当然，商鞅变法的成功并非商鞅一人之功，正是因为他深刻的知道，民众对国家改革的推动作用，才会通过城门立柱为信获取民众对改革的信心，为改革造就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如果说，古代的改革活动中人的能动作用是包裹在某种特权身份中的潜藏动力。那么在近代，人民的力量则具有了更加清晰的主体定位。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正是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的18个手印，搞起了生产责任制;正是小岗村这18户农民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无论是历史还是过去改革的经验，都在揭示这一个道理——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改革与人民息息相关，每一个人都既是改革的受惠者，也是改革的参与者。习在讲话中也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

　　任前路艰险，自一往无前。变革必然会遭遇阻力与风险。但是，有群众这片肥沃的土壤营养，虽有困难，改革的种子也必将破土而出，开花结果。

　　重庆公务员考试申论范文精选二

　　路在基层

　　贫富分化，劳资冲突，腐败蔓延，权利侵蚀，生活重压……我们正进入一个矛盾凸显、问题丛生的风险社会。

　　难关在前，挑战在即。在新的执政理念的引领下，在新的政策精神的宣示中，一批批改革志士挺身而出，敢闯敢试，纷纷推出颇具地方特色的改革新政：神木县的全民免费医疗，石排镇的民生福利样本，温岭市的参与式预算试验，巴中市的阳光化政务公开……基层社会的自主创造，给焦虑、躁动中的人们带来了豁然的清新和久违的感奋。

　　回望30多年来中国改革的重大突破，几乎都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大胆前行的足迹，看到基层中坚一路闯关的身影。

　　第一波，是中国农民为主体，争取经济自由的创造。实行家庭承包，创办乡镇企业，进城务工经商，发展合作经济，中国农民以全新的姿态登上市场经济的广阔舞台。

　　第二波，是地方精英为主导，推进基层政改的试验。“成安乡改”，“步云直选”，“长治现象”，“宿迁新政”，鲜明的英雄色彩，映照着基层政府的自我革命。

　　当下的改革第三波，是基层社会为平台，改善社会民生的新政。一些地方政府不等不靠，在社会学者的智力支持和基层民众的热烈响应中，各辟蹊径，风生水起——从“府谷经验”看收入分配。政府积极引导鼓励，老板热情回馈家乡，通过对富的三次分配，投入了“百工矿企业带百村”工程，提升了全县教育、卫生等项公益事业。从“神木现象”看公共服务。12年免费教育，残疾人、孤寡老人免费供养，城乡统筹全民免费医疗，神木县朝着中国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第一县目标迈开了坚实步伐。从“温岭模式”看社会治理。对话型沟通具体问题，决策型协商公共事务，参与式财政预算监督，基层民众拥有了有序参与民主的绿色通道。从“白庙典型”看政务公开。大至公款招待，小至购买纸杯，历历在目，毫无遮掩，最大程度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基层创造，蕴涵着社会前进的标本意义，也见证其敢为人先的分外艰难。难在哪里?一是创新路径的求索，二是配套改革的跟进，三是干部制度的导向，四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五是官场文化的转换。单以看似简单的政府“财务公开”而论.“上面来人，你买包烟买瓶酒都写那么细，领导看到能高兴?”“一应开支全晒在网上.以后怎么向上面争取项目?”不少敢于“吃螃蟹”的地方都曾遭遇这样的改革困境。

　　基层改革者那种不怕丢“乌纱帽”的胆识智慧，抢抓机遇的风险意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百姓情怀，不甘平庸的事业追求，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敢于献身的政治品质，自是改革不可或缺的精神。立足于基层社会自主创造基础上的制度化、整体化、民主化推进，应是改革不可动摇的取向。

　　如何使基层改革葆有正确的方向和鲜活的价值?

　　首先.改革当贴近民众需求。要从百姓的情绪、意愿、需求中把握改革的重点，凝聚改革的共识，集聚改革的力量。其次，改革当坚持民众参与。这些年来，政府和资本的创造不少，但是，更有生命力的还是百姓自主的创造和百姓参与的创造。再次.改革当保障民众分享。改革不是形象工程，改革不能一厢情愿，改革不可寻租自肥。借机向社会“甩财政包袱”、推脱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的改革，最终必然得不到群众拥护。神木改革，就是将不断增长的财政用来搬摔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三座大山，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让老百姓真正从经济快速发展中受益，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真正照耀城乡社会的每一片土地。

　　如何为基层改革创造更为适宜的气候和更为宽松的环境?

　　我们不能停步于理念的解放和政策的宣示，一味地等待观望，那是改革的不作为。经济发展的转型，利益关系的和谐，社会公正的建设，都容不得我们一再迟滞和拖延。

　　我们不应求全责备改革的缺陷和运作的疏漏，因为没有人是按照现成的图纸和成功的经验去探路的。基层工作错综复杂，基层干部劳累艰辛，“不是一种真诚情感所在，不是一种献身精神支撑，谁愿意去背负那份额外的沉重、去承受那些未知的风险呢?”

　　我们不必质疑普通百姓主体的素质和参与的能力。温岭当初推行参与式预算时，一些专家反对说老百姓看不懂，没兴趣，是白搞。实际上，主导改革者言：“这个预算开支清单比百姓家里开支列出的账目还要细”，代表和公众不经专门培训就能看懂。“老百姓很有兴趣，还能提出很好的意见。这最复杂的财政预算他们都能参与，其他的事情怎么不可以参与?”

　　改革，最可贵的是行动，是实践，是创造。

　　改革者，最需要的是鼓呼，是推动，是呵护，是与他们一道前行。

　　重庆公务员考试申论范文精选三

　　乡村治理须加快转型

　　当今中国正处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刻历史变动之中，这就是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以传统农业为支撑的农村很容易沦于边缘地位。为因应这一变化，中央提出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举措。要适应这一战略举措，乡村治理必须进行重大转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以下两大转变。

　　一是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是乡村治理的主导力量。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农业税历史最长的大国。封建社会，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收税，通过税收满足专制统治和公共工程建设的需要。孙中山先生说：“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就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

　　在传统乡村，民众大量“别的事”是由家族等基层社会组织来处理的。因此，孙中山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对民众而言，纳税只是一种外在于他们生活和命运的义务，他们与主要承担收税任务的政府只是水与油的关系，政府只是漂浮于上层的“官府”，其治理方式也是一种悬浮式治理。

　　1912年结束帝制，建立民国，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政权下乡”，即国家政权由县向乡镇延伸，但这种延伸主要还是为了管制的方便和税收的获取。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农村政策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取多于予”。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取向逐渐改变。国家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一举废除农业税。这是一个历史性转变。但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有的政府与农民间的联系削弱了，新的联系又未能建立起来，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治理“真空”。

　　那么这种新的联系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是服务。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农民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愈来愈高，政府职能急需向服务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而我国近些年农村综合改革的方向主要是精简乡镇机构，对如何加强服务则重视不够，在新形势下，应该将乡镇政府的职能主要定位于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向下给力，着眼于服务，着力于基层。这方面，广东省云浮市的做法很有借鉴意义。首先，是在乡镇“大部制”改革中，设立为农民服务的机构，如农情研判中心、民居办等，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其次，是在村一级设立服务性合作社，乡镇办事人员在村办理公务，做到“办事不出村”，由此实现服务性管理的“纵向到底”，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建政府权威。这类权威与民众需要是相吻合的，因此更具有民意基础。

　　当然，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过程中，基层政府还需要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上级政府也需要更多地向下给力，增强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和财政基础。

　　二是社会向“组织化社会”转变。组织是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石。近些年，我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国家有了雄厚的财力，这是能够一举废除农业税的条件，也为改善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国家治理除了经济基础，还需要社会基础。现在一些地方期望以简单的经济方式处理社会问题，这是非常不现实的。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组织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家庭经营体制，农村横向联系的组织化程度降低，呈现“分散型社会”特征。人员分散且处于流动之中，资源分散且处于外流之中，乡村治理缺乏组织依托。孤立的个人是软弱的，孤立的个人可能也是危险的，他们很容易以极端的方式应对问题，由此导致治理成本高昂。

　　当前仅仅依靠政府管理“纵向到底”是有限度的，政府无法包办也包办不了大量的社会事务。而村、组两级干部职数有限，也很难将所有社会事务都管起来并管理好。农村大量社会事务“无人管”，存在许多“空白点”“薄弱点”，这就需要建立各种新型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加强横向联系，吸纳更多社会成员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这一精神同样适用于乡村治理。近年来，一些乡村探索建立了村民理事会、社区理事会、乡民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在党和政府主导下，以理事会为制度平台，将农村中有威望的各类人员积聚起来，提高了组织化程度，实行共谋、共建、共管、共享，兴办了大量公益事业，实现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横向到边”，成为“纵向到底”服务性管理的重要补充，为乡村治理转型拓展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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