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公务员申论热点

　　江苏省公务员申论热点(一)

　　所谓“一家两制”指的是领导干部既有家庭成员在党政机关工作,又有家庭成员在非公有制经济部门、民营企业等不同领域从业的现象。有人说这是领导干部家庭成员从业形式多样化的体现,但如果领导干部利用其职权或职务影响,使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能获得不正当利益,那就极易引发腐败。

　　当前，“一家两制”式腐败现象在各地仍不少见,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尤其突出。比如,最近一些地方被曝存在党员干部与在金融机构工作的亲友联手、利用公款存储谋私逐利的问题,这就是“一家两制”式腐败的突出表现。

　　综合分析

　　[特点]

　　“一家两制”式腐败往往披着合法合规的隐身衣,具有极大的隐蔽性,既难发现又难查处。比如“公款存储”问题,许多机关事业单位手头有大量财政资金,本身要存银行,而金融机构对于拉存款有考核和奖励,于是一些领导干部就为在金融机构的亲属朋友打招呼、拉存款,获得巨额利润。再比如,一些身在要职的领导干部,其子女从商,一些想找到关系的人就去领导干部子女那边消费,变相进行利益输送。这些行为,原本法律条文也不是很明确,发现和查处起来也比较难。

　　[危害]

　　一家两制”不仅侵害了公共利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也影响了社会公平正义、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一家两制”沦为“官商一体”的腐败，一方面，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存在 “当官发财”、“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封建残余思想，导致一些干部家风不正，“贤内助”成了“贪内助”，成了加速腐败进程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反映出一些地方对干部监督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松等问题，对干部的家属圈、社交圈不闻不问，让一些干部趁机利用自己的权力影响，通过不公平的竞争和不规范的手段，为自己的家族企业谋取不当利益和非法收入。

　　此外，“一家两制”式腐败阻碍底层优秀人员上升通道,导致社会择业严重不公。一些机构为了得到利益,招收新进人员时,不看学历和能力,先查档案里直系亲属的背景。甚至有负责人直言不讳,有家庭背景的人做各种业务资源充足,家境贫寒者基本不考虑。

　　对策措施

　　要破除“一家两制”家庭式腐败，根本之策还是要对“官商暧昧”“一刀两断”。

　　一方面需要扎紧制度笼子，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亲属从商制度，完善领导干部个人报告事项制度，进一步严管亲属经商。

　　另一方面，要加大监督力度，持续推进信息公开，对于不如实报告或帮助家属违规经商的行为，要及时制止并作出处理，该问责就问责，该拿帽就拿帽，以此倒逼领导干部规范从政。

　　江苏省公务员申论热点(二)

　　严打倒票“黄牛”还需“多管齐下”

　　中秋节和国庆假期将近，为确保中秋、国庆假期铁路治安稳定，严厉打击倒卖车票违法犯罪活动，苏州铁路警方自9月8日至10月7日，在辖区内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打击倒票“秋风2016”专项行动。(9月10日 中国江苏网)

　　中秋节和国庆节即将到来，无数人又将涌进火车站，开始回家或者游玩之旅。因旅客数量骤增，往往导致“一票难求”，此时，倒票“黄牛”们伺机而动，凭借非正当渠道获得数量可观的火车票，流窜于火车站周边，以高于原车票几倍的价格非法售票，给人们的旅行制造障碍。

　　综合分析

　　[原因分析]

　　说起“黄牛”，不得不惊叹它超强的生命力，年年严打，却总是能春风吹又生。“黄牛党”好似一条伺机而动的“毒蛇”，每到节假日便准时出现，且悄无声息，虽说铁路有关部门出台严打举措，但防不胜防，“黄牛党”总是能找到那么一丝空隙，苟延残喘的同时牟取暴利。

　　“黄牛党”早已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为何屡禁不止?一方面，归因于法律对其处罚太轻，“黄牛”被抓后，多数人只是受到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极少数人会受到行政处罚，感受不到刻骨铭心之痛的“黄牛”们，自然而然会重操旧业。另一方面，归因于旅客自律性不够，“黄牛”倒卖车票，与“有买卖，就有杀害”是一个道理，因旅客需求“黄牛”车票，使得“黄牛”有利可图，利益驱使下，导致恶性循环不止。

　　[危害影响]

　　“黄牛党”倒卖车票，是历史遗留问题，在铁路部门的严厉打击下，虽说有所改善，但并未斩草除根，若是不加以整治，伴随节假日的来临，潜伏的“黄牛”们会像瘟疫一样爆发，严重损害旅客的切身利益，造成秩序混乱不说，也将影响铁路部门的信誉。

　　对策措施

　　首先，亟需国家立法部门完善法律，加大“黄牛”的处罚力度，让“黄牛们”痛到骨子里，以此震慑。

　　其次，铁路部门加强监督，有效运用当前科技，严厉打击倒卖车票违法犯罪等行为。

　　再而，教育部门应加强宣传，为旅客讲解“黄牛党”的危害性，从根源上切断“黄牛党”的利益链。唯有如此，严打倒票“黄牛”，方能斩草除根。

　　江苏省公务员申论热点(三)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背景链接】

　　中等收入群体通常是指一个经济体中收入达到中等水平、生活较为宽裕的群体。这个群体具有较为稳定的收入，较强的消费能力，受过良好的教育，多从事专业性较强的工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依托力量。

　　201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研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他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标准表述】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原因]

　　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有所处发展阶段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受到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的影响。

　　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刚迈入工业化中后期，生产活动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服务业刚刚超过第二产业，但知识和技术含量高的专业服务业比重偏低，导致劳动收入相对于资本报酬偏低。同时，高质量人力资本比重偏低，也影响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从发展方式看，长期以来依靠要素驱动的粗放型增长，重投资轻消费、重物质资本轻人力资本，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者份额和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仍然偏低。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跨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初次分配中的劳动者份额有所提高，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影响了中等收入人群的壮大。

　　从体制政策看，我国要素市场发育仍然滞后，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受到制约。劳动力在城乡、区域、行业间流动还存在各种显性和隐性障碍，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缓慢，难以获得与户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及教育、就业和升迁机会，抑制了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农村土地改革滞后使得土地缺乏流动性，导致农民的土地权益难以有效转化为实际收入。资本市场仍不完善，实际利率水平长期受到压制，导致大量中低收入居民的储蓄通过低利率间接补贴给了低效率企业和部分高收入人群，形成逆向转移支付。

　　[意义]

　　让大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一员，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形成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或纺锤型社会格局，不仅是学术界公认的合理社会治理格局，也是国家发展规划中已明确的追求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稳步走向共同富裕新时代的必由之路。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走过了共同贫穷的时代，数以亿计的人口摆脱了贫困，所有人的生存境况都得到了改善，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日益丰裕殷实，但也毋庸讳言，大多数人仍处于中低收入状态。我国确立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就是为了让全体人民更多、更好地分享到国家发展的成果，尽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这一国家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当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标志，也是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一方面，社会公平正义虽是一个具有综合意义的概念，但对社会财富的合理分享无疑是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指标，如果只有少数人先富起来，社会公平正义就丧失了应有的经济基础。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其实是在为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奠定稳固的基石。另一方面，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表明，除了共同贫穷与共同富裕的社会，贫富差距是长期存在的现象，而一个充满理性、平和的社会，必定是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群体占主流的社会，因为中等收入群体更以社会稳定与社会团结为追求目标，是消解社会冲突与对抗、祛除心理不安与行为焦虑的基本力量。

　　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壮大是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举措，也是真正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举措。根据经济学的一般规律，高收入者的消费效应是递减的，低收入者则因消费能力有限而不可能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作出较大贡献，只有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壮大才能使居民消费成为促使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因此，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定要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四要素]

　　关键词：收入、资产、消费与安全感

　　一是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水准。一定的收入水平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水准与生活质量，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虽然应当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但超过当地当时的社会平均收入水准则是一个底线。如果消费品价格畸形或者抵御生活风险的机制欠缺，往往需要超过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一倍以上才能提供相对稳定的生活条件。

　　二是一定的资产或财产积累，包括货币、房屋等。这是中等收入群体具备现实消费能力并具有安全感的物质基础，也应当是中等收入群体稳定的特征。以北京为例，在数万元一平方米的房价和偏高的房租面前，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住宅，即使月均收入一万元，也不能算是进入了中等收入群体，因为一套住宅足以让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消耗过半。

　　三是较强的消费能力，包括一定的支付能力与合理的消费结构。中等收入群体应当是社会消费的主力军，是时代消费潮流的中坚力量，其消费结构不仅应包含有质量的日常消费，而且应成为旅游、文化等消费的主体消费群体。

　　四是安全感。这是一个主观性指标，但又必须以具备相应的抵御生活风险能力和能够实现稳定预期的能力为条件，有了安全感，才会有幸福感。

　　只有同时具备上述四要素者，才是稳定的有质量的中等收入者。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具有差异性，而且都是发展变化的。因此，中等收入群体也应当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妨碍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现实因素]

　　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社会财富快速积累的大背景下，导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小、不稳定性偏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体而言，主要有四个原因：

　　一是低端产业、低端就业占比偏大与高素质劳动者占比偏小，直接制约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二是收入分配长期存在着失衡现象，劳动者报酬总体偏低，创造性劳动与复杂劳动尚未得到充分认可，税收制度亦缺乏正向激励功能，导致勤劳未必能够致富

　　三是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尚欠公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很大差距，包括重特大疾病等在内的生活风险缠住了一部分人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的脚步

　　四是房价过高与户籍壁垒消解了一部分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因为住宅是生活必需品，子女教育等与户籍紧密关联的各种社会权益也是生活必需品，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生活，一套住宅足以压垮一个“中产”，为教育、医疗等付出的代价亦会直接影响到中等收入者的生活质量。

　　[参考对策]

　　专家总结，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来促使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促使“白领”与高级“蓝领”队伍不断壮大。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去产能”应当以同时取得产业升级效果为追求目标，而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将有效地优化就业结构，以此奠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基础、就业基础与收入增长基础。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让劳动者报酬稳步提升。一方面，应尽快扭转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持续下滑的势头，使之逐步提升到60%左右;另一方面，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确保勤劳者能够致富，确保创造性劳动与复杂劳动能够获得应有的收益回报，同时抑制投机者与投机性收入，坚决打击非法收入。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城乡居民的抗风险能力与安全感。坚守责任合理分担和群体互助共济的社会保障本色，尽快促使法定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定型，真正构建起责任边界清晰、分工明确的多层次保障体系，特别是要让医疗服务回归公益，让国民教育增进公益，让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维护公益，让住宅从投资品、投机品回归正常的生活消费品。所有这些，将从根本上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增强人们的安全感，这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确保其生活品质的重要条件。

　　努力促进城乡居民的资产或财产积累。有恒产者有恒心，有安全感方有幸福感，这是自古以来的民生规律。因此，在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中，还应当高度重视城乡居民的资产或财产积累，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打破一些领域的垄断局面和排斥民间资本的现象，畅通居民个人投资渠道;同时，进一步强化私人财产保护，如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知识产权、股权等，让中等收入者有恒产，让有恒产者有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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