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公务员申论热点

　　安徽省公务员申论热点(一)

　　行政“逼捐”，公众已见多不怪，但值得探究的是，在信息时代，为何该县主要负责人的理念如此落后?《慈善法》早已为捐款摊派划出了红线，为何该县还敢触碰法律雷区?问题的根源找不到、除不掉，行政索捐、文件派捐等各种“逼捐”行为恐怕仍会上演。

　　即便是套以“扶贫”的名义，捐款仍然是内心的道德选择，不应迫于权力，不该碍于压力，不需看谁的面子，而应植根于自愿自觉。强迫玫瑰栽种在沙漠中，芬芳必不会持久。慈善来源于大爱生发的自觉，而自觉的培养基来自感化后的自愿。以行政名义强迫捐款，捐的不是爱心，而是闹心，结果只能是“强扭的瓜不甜”，耗费善心资源。这个道理，早已是社会共识。违背共识的“逼捐”，背后必有利益的考量。

　　把强迫干部职工捐款变成扶贫工作任务的一部分，不仅侵犯了干部职工的权益，也无法达到精准脱贫之目的。据悉，该县的文件派捐，共集资一千多万元。即便是用于各自挂钩村、贫困户的产业发展、教育帮扶等项目，也只是杯水车薪，不可能真正实现脱贫。敢于漠视社会共识，弃法律于不顾，恐怕还是因为政绩冲动，为了向上级交差。这么做，只会扭曲精准扶贫的本质，让扶贫工作变成了“假把式”“花架子”。

　　贫困户形成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因病致贫，有的是因灾致贫，有的是因为缺少劳动力致贫，有的是缺少技术和资金致贫。精准扶贫，理应以增强“造血”功能为核心，从思路、信息、项目、资金、技能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动力，帮助党员群众增强致富本领，开辟致富渠道，增加家庭收入。缺钱，是贫困地区的共性问题，但依靠城市结对扶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等手段实现脱贫的地区比比皆是，该县扶贫想通过行政“逼捐”来实现脱贫，与其说是无能的表现，不如说是滥权的傲慢。

　　值得一提的是，明法于前，岂是致歉就可交代的?法律不是“稻草人”，而是“通电网”。对于该县明显的违法行为，必须对主要负责人加以追责处分，才能维护法律的权威，否则只会引发“破窗效应”。

　　脱贫攻坚不能仅靠一腔热情，更不能靠违法手段。真扶贫、扶真贫，必须把干部职工的智慧与干劲儿激发出来，把企业的责任担当撬动起来，把贫困群众的脱贫动力搅和起来。顺着自然规律下功夫，让扶贫项目扎下根;顺着市场规律施巧劲，让扶贫效益结出果。

　　安徽省公务员申论热点(二)

　　何时“生孩”的话题能优先于买房

　　10月29日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周年的日子。“全面二孩”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生育?日前有媒体引述专家的预判称，年底将进入生育高峰。

　　这固然是一种乐观预测，现实要比这种“想当然”复杂得多。对当下育龄青年来说，政策指挥棒早已不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唯一要素。在接受“只生一个好”宣传教育数十年之后，已有一孩的夫妻在考虑要不要生育二孩时，政策因素的权重恐怕已经退居经济因素之后。

　　我认为，与其一味对年底生育高峰持乐观态度，从社会治理角度看，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许是：如果想象中的生育高峰没来咋办?

　　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来由。2015年初，上海的单独二孩政策就曾遇冷。当时，上海市卫计委家庭发展处处长樊华说，上海进入婚育年龄女性90%都符合生二孩的政策，但是申请生二孩的比例还不足5%，这与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及女性事业发展有关。

　　对于要不要生二孩，我听到的顾虑不外乎经济压力、工作繁忙、孩子上学难或者女性身体条件不允许等等。有的家庭一有生二孩的想法，就遭遇了第一个孩子的抵制。过去，政策是生育决策的主要限制条件，但政策放松了以后，其他因素又升格为主要矛盾。毕竟生二孩的意义与生第一个孩子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目前，一线城市不少公立医院产科孕妇建档一号难求，只能证明这几个公立医院的产科服务需求较大，既无法体现社会整体生育率的变化，也无法证明二孩生育率的提高。而局部县市发生二孩生育冷清的现象，也可能与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往一二线城市迁移的大趋势有关。

　　整体生育率要看统计数据。今年10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显示：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仅为1.047。这一数据不及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一般所要求的2.1的一半，专家纷纷大呼低得出乎意料。在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的中国社会，如此低生育率应当引起全社会关注。

　　2016年以至2017年的生育率会走向何方?在数据出来前还不好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为了社会更健康、平稳地发展，生育率不能再降低。为了扭转生育率，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凡是能够提高生育率的举措都值得尝试。

　　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设想：适当调低法定结婚年龄，适当恢复未婚(或不婚)女子的生育权利;适当调低并逐步取消社会抚养费(即超生罚款);设立二孩生育补贴基金;国家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加大幼儿园就学补贴力度，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增加产假时间和丈夫陪产假时间……上述设想可不可行，如果可行，应该怎样落实，都可以讨论，最重要的是尽快形成“关心二孩”的社会氛围。

　　一旦“全面二孩”成为日常化的话题，从公共媒体和社交平台都为“造人”造势搭桥，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的是。可现在，更多人关注的话题显然是“房子”，而不是“孩子”。什么时候“生孩”的话题优先于“买房”了，可能就是生育率触底回弹之时。

　　安徽省公务员申论热点(三)

　　就地高考，不能等也不能急

　　允许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考，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无疑很有分量。以进城务工群体为代表的流动人口，为城市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他们及其子女理应享有与付出相称的待遇。否则不但有违公平，恐怕也无法让他们安心参与城市建设。

　　就地高考目前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相对发达的城市，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心存顾虑，担心教育资源再分配伤及自身利益，而所在地居民也担心随迁子女就地高考会摊薄录取机会;二是久治不愈的“高考移民”顽疾也在侵蚀着教育公平。

　　越是“难啃的骨头”越要坚决啃下去。好的制度关键在于严格的落实。接下来，在条件明确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狠抓落实，确保“机会公平、程序公开、结果公正”。

　　实行就地高考政策首先应区分好随迁子女和“高考移民”。在执行过程中应该公开报名情况，接受公众监督，防止暗箱操作，对“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弄虚作假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这样才能既保障随迁子女考试和录取的权利，又不让“高考移民”有钻空子的机会。

　　就地高考问题不能久拖不决，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涉及的区域、部门、人数众多，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不分情况、地域地“一刀切”。在加强对家长职业、住所、社保和随迁子女学籍管理的基础上，还应在相应的范围内，尽力增加高考录取指标。在现行高考录取制度下，提供适当的增量，为当地户籍考生和随迁子女提供更公平的升学机会，才是最有效的措施。

　　就地高考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就地高考的根源在于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由此产生的教育资源分布差异。从这个层面来说，加快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逐渐缩小各地区教育资源的差距，乃是治本之策。而深入推进高考改革，改变“一考定终生”制度并扩大高校自主招生，应当是高考改革的大方向。
看过“安徽省公务员申论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