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时评

　　广东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时评(一)：“临时工”遍布谁之过

　　从表面上看，临时工成了执法主力，是因“事多人少、编制有限”。虽然这种说法看似很无奈，实际上已经让严肃的法律“很伤面子”。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履行职责、贯彻和实施法律的活动。现在因为“人手不够”，弄得像建筑工地一样，用临时工来充数。说句难听的，这已经是不把法律当法律，而把执法当做一种普通体力劳动了。

　　可能正是因为这是一种在体制内养尊处优惯的人不愿意做的“体力活”，才会出现各类临时执法人是正式工3倍的“喧宾夺主”。因为，用临时工的“好处”一是苦活、脏活、累活基本是他们承包了，正式工都是“领导”，只负责宏观指导，具体落实则要靠“临时工”;二是同工不同酬，“临时工”不仅在钱、物等方面的待遇比较低，而且没有丝毫上升空间，哪怕干得再好也是升迁无望;三是一旦出问题容易被当“替罪羊”。因此，这支临时工成了主力军的执法队伍，才得以如此庞大。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难道真的完全是“事多人少、编制有限”?那么，笔者不禁想问，“一名城管队员执行各类执法任务，总计需要42个部门配合，13项权力确认”的程序中，是否存在部门职权交叉，推诿扯皮的官场陋习?而所谓的“42个部门配合”，无非也是关于申请、审批、协调等后台操作，那么，这些人力、物力能不能精简下放一些到执法第一线?关键问题是，一项“需要42个部门配合，13项权力确认”的执法任务，最终由临时工去实施，到底是42个部门在“扯淡”还是13项权力之轻?

　　懒政在官场已经算不上“重疾”，但在有关执法的权力行为中，也几乎像环卫工作一样，最终让临时工成为主力，无疑有悖于法律的严肃性和威慑力，更存在着违法执法的风险。事实上，城管的违法暴力执法已经屡见不鲜。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会议还指出，“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而以临时工为主力的执法队伍，已经明显与依法治国和与此必须达到的“专业化法治”格格不入。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当务之急?虽然逐步清退“执法临时工”是最直接有效的，但也要谨防在编制扩充时的徇私“转正”。因为，在这些临时工中，不少也可能是通过关系混上这碗饭的。如果凭关系“转正”，无异于“萝卜招聘”，不但于事无补， 而且对某些素质底下的人， 好比如虎添翼。 而更重要的是， 按照高效政府的要求，借此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 ，对于庞杂的执法部门、交叉重叠的执法权限进行进一步精简与科学整合。一方面通过素质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正好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机构臃肿、人员冗杂的问题。再适当从国考中吸收合适人才，就能打造一支专业化的执法队伍。

　　广东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时评(二)：长江经济带建设

　　【背景链接】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版图中的重要轴线，东起上海、西至云南，涉及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七省两直辖市。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

　　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推进梯度发展。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

　　2014年4月27日，在重庆万州港乘船考察长江黄金水道，与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商长江黄金水道未来发展大计时说，长江黄金水道是贯通东中西部、通航能力最强的航道，要用黄金水道串起长江经济带“珍珠链”。

　　2014年4月28日，在重庆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标准表述】

　　[权威论述]

　　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发挥内河航运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

　　——2013年7月21日，考察湖北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中西部具有经济发展最大的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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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长江经济带也是深化改革开放、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建设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全流域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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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

　　一是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

　　二是做大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

　　三是推进长江中上游腹地开发。

　　四是促进“两头”开发开放，即上海及中巴(巴基斯坦)、中印缅经济走廊。

　　[意义]

　　长江经济带建设将给长江流域建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将构建东、中、西联动发展的经济增长新格局，形成直接带动沿江地区的强大发展新动力。从内河水运来看，长江是我国最发达，也是世界运量最大的通航河流;从经济发展来看，长江既是沿江地区产业布局和对外开放的重要依托，也是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纽带。而国家启动长江经济带规划，将长江流域开发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格局，将使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等沿江内陆省市找到强大的发展新动力。此外，贯彻落实建设长江经济带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调整区域结构、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打造中国长江经济带的升级版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具有由沿海向内地梯级开发、逐渐扩散的特征。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等沿海地区先后步入快速发展通道之后，长江经济带的升级和发展应成为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心之所在。

　　第二，打造中国长江经济带的升级版具有广阔的前景。

　　广东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时评(三)：管住“乱动的手”

　　权力清单改革，是当前地方政改中一股令人瞩目的新潮，其实施效果对政府、企业及社会影响极大，各界极为关注。

　　所谓权力清单制度，是指政府各个部门按照法定职责，梳理和界定其权力边界，并按照行政权力基本要素，将梳理出来的权力事项进行规范，以列表清单形式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自觉促进依法行政。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决定明确要求：“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2013年以来，清权、减权、制权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瘦身健体”、规范权力边界的目标。推进权力清单制度，是在实施简政放权的基础上，涉及领域更多、专业性更强、实施难度更大的一项任务。对于基层政府来说，这无疑是场更为彻底的自我限权、自我约束、自我革命。

　　记者近日深入东、中、西部多个省市，通过在试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地方深入调研了解到，虽然这项改革是大势所趋，也受到基层群众、企业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但因触及一些部门的实际利益，并且因长期的行政管制思维习惯作祟，对某些政府部门或个人来说确有“割肉”之痛。当前，基层政府权力清单在制定、实施和监管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在实施中不变形、不走样，有待于在实践中持续探索。

　　清权好处多，“乱动的手”被约束

　　虽然山西省晋中市公布涉企权力清单才3个多月，但已经让本地的企业界人士感受到了变化。“涉企权力公开以后，减少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让企业明白了政府哪些事该管、哪些事能办。让我们少跑了不少腿，提高了办事效率，是实实在在地帮企业发展。”山西宏远能源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建明告诉半月谈记者。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市奉节县，村民也切实感受到实施权力清单制度后带来的好处.“以前群众不了解政策，一些干部办事不公，照顾亲友，甚至收取盖章费、关系费、跑腿费，老百姓意见很大。现在，我们需要办证的事项公开了，是否要收费也一清二楚，干部不再乱收钱了。” 奉节县草堂镇桂兴村村民李美保说。

　　奉节组织部非公党建科科长伍芝成介绍，该县梳理了所有的行政事项后，将保留下来的42条行政事项做成权力清单下发，其中涵盖是否收费、责任部门、办证时限、责任人等。有的做成小册子，有的做成挂历，进村入户发放到群众手里。记者在草堂镇制作的权力清单挂历上看到，上面除列有42条行政事项外，还详细列出乡镇干部的职务分工、联系方式、举报电话等。

　　记者在东、中、西部多省市采访了解到，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以来，多个省市在基层政府试点并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种效果直接体现在行政权力的数量上。安徽铜陵市对行政审批进行5轮清理，行政审批事项由原来1000多项降到88项;山西晋中市仔细甄别筛选，5175项涉企行政权力中，最终保留使用1874项。

　　在行政权力“瘦身”过程中，大量不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不切合实际的多余、过时的行政权力被剔除出权力清单，不再成为群众办事的“拦路虎”。

　　一些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基层难免存在权力寻租现象。而权力清单将梳理出来的权力事项进行规范化，以列表清单形式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挤压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让政府“乱动的手”受到了约束。

　　权力“瘦身”难，部分部门“躲猫猫”

　　虽然权力清单给基层群众带来极大便利，但由于挤压了某些部门的权力寻租空间，导致一些人阳奉阴违，在权力清单“瘦身”中玩起“躲猫猫”，不愿将手中的权力上单。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打包权力。部分单位因“行政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争相扩大权力事项，将一些机关内部运行管理、公共服务等列入权力事项。中部某省70余家省级部门进行改革，从上报数据看，64家单位上报行政审批项目395项，较省级现有316项，增加了79项;权力事项总数，也较已公布的职权目录数增加了1500余项。有些单位为完成任务，把权力事项捆扎打包，以减少项目数量。少数单位把一些本应该取消的事项也进行打包处理。

　　二是自设权力。一些地方为了平衡被清退部门的利益，又用“红头文件”的方式自行设定一些权力。比如，为加快经济发展，某省政府提出在一定时间内，重点培养一定数量不同类型的企业、建设相应的基地和研发中心等，有关部门据此出台文件，设置评审认定、审核审查、检查验收等具有审批性质的管理事项，用设置门槛的管理手段取代本应有的扶持、培育等服务职能。

　　中部某市负责权力清单公开的工作人员介绍，在梳理权力清单时，发现某局一项行政权力没有法律依据，要求其取消却遭到抵制。该局表示一直是按这样的惯例办事，并且有部门内部文件规定。由于该局属于条管单位，市里只能协商让其取消，如果该局执意不取消，市里也没有办法。

　　三是推卸责任。一些地方的权力清单上有追责机制。受到责任倒逼和问责追责压力的部门，就提出取消或调整一些诸如安全生产等责任大、风险高的权力事项。

　　四是转移权力。一些部门或地方政府迫于权力清单的高压态势，不得已将相关权力事项取消，但又巧妙地转移给“二政府”(各类评审机构)，地方权力清单虽“清”了、“短”了，但企业要跑的事情还是很多。

　　“权力清单公开是要使权力受到更好的监督，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存在抵触心理，含金量高的权力未必去公布。”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对基层政府来说，把自己的权力依照法律整理成权力清单，这本身也是一个挑战。权力清单公开要厘清权力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承担这项任务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法律能力要求较高。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说，由于我国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法定范围不易明确把握，这就给规范有效地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带来困难，也容易出现越权、滥用、失职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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