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招警申论热点时评
广东招警申论热点时评(一)
蒲县的基层干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棘手的难题。封山禁牧之下,羊群不减反增,破坏生态、祸害庄稼、引发山火,但同时不管圈养还是非圈养,甚至偷牧、乱牧的羊,也都是群众的利益,甚至是最直接的脱贫手段。绿色发展是重要理念,脱贫攻坚也是当务之急,哪一样都对接着复杂的治理情况,如果再加上简单粗暴的“一刀切”要求,一线工作的人就难以做出太好的选择,更顾不上思考更科学的决策。
其实,现实中存在着很多类似的矛盾:城里人反对焚烧秸秆,农村人愿意配合却没钱处理,降低处理成本的机制建立不起来,接受“硬任务”的村干部只好每年住在田间严防死守;小区居民想要菜市场,周边的居民却受不了嘈杂脏乱,找不到自我管理和成本分担的办法,只能不是你忍着就是我忍着。构建现代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随着情况的变化灵活发挥治理的效能。全面深化改革推开之后,必然涉及现有规章制度的清理,更呼唤新政策推行的相应准备和配套。封山禁牧既然一定要做,就要擦掉牌子上的灰尘,让老百姓把落实的信心看个清楚;同时,也要给老百姓留出时间,十日内不处理就要强制罚款、没收、拘留,显然不近人情;最后,更应该帮养羊户找到出路——蒲县正在引入构树这种良好的禽畜饲料来源,如能成功,才是引导大家发展舍饲圈养、解决林牧矛盾的治本之策。
简单源于对复杂的控制,管理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管理学中的这句话,并不是让人们都去学着当甩手掌柜,恰恰是想说,治理者所追求的局面越简单,其背后往往越需要有一个完备的制度体系,有一些能够用好制度的人。面对利益复杂的中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需要我们摒弃简单化思维。但有十分力,绝不用九分,把问题想足,把办法穷尽,基层拿出来的政策才能经得起“乡亲们是哭还是笑”的检验。
广东招警申论热点时评(二)
打开美团、饿了么外卖首页,你以为排名越靠前就是外卖平台的优质商家,殊不知,有些商家是通过竞价排名的方式,直接进入推荐靠前名次。专家称,外卖平台为无证餐馆提供竞价排名,剥夺消费者知情权并涉嫌违法。
竞价排名被坊间视为一种作恶和为虎作伥的商业模式,特别在魏则西事件之后,竞价排名更是臭名昭着。一些订餐平台会引入竞价排名,这种做法看似不可理解,实则符合相关逐利企业的灰色逻辑。
以饿了么为例,它们推出的“星火计划”称可助商家提升排名,提高曝光率,前提是交纳3%-5%的服务费。稍加分析便知,这所谓的服务费累积起来可能是天文数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这服务费收得合法合规,倒也无妨,但饿了么奉行的是“绑架”思维,按报道所称,如果商户合作则排名上升,不合作,有可能被强制下线。
如此一来,后果很严重。有资质有骨气的商家被踢出热门区域,而无良黑商户因为交了“保护费”便能占据光鲜位置,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出现这种状况,受害最严重的无疑是消费者。正如有网友所说,“竞价排名,看似是广宣的一种方式,却是在坑害消费者”“医疗竞价排名,餐饮竞价排名,一个接一个坑等着消费者”.
有个细节是,此前媒体曝光了北京像素“外卖村”102家餐馆无照经营,其中就有kao烤肉饭,而在1个月前,kao烤肉饭老板正通过美团外卖的竞价排名来提升订单销量。不难看出,销量提升的背后,是消费者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无照餐馆也可能赚个盆满钵满,订餐平台则从中“分赃”.
就目前而言,必须依法规范竞价排名这种恶劣的商业模式。问题是,一些企业为何迷恋竞价排名,乃至形成了路径依赖?说到底,这是最快也最轻松的变现方式,其中有深不见底的内幕和难以量化的畸形利益。
应该依法严惩无良商户,也不能放过推波助澜的帮凶——订餐平台。蹊跷的是,一些订餐平台屡教不改,或改了又犯,且问题频出。从3·15被央视曝光黑作坊入住,到前不久媒体披露黑作坊又上线,以及如今推出竞价排名,订餐平台可谓丑闻频仍,一次次成为众矢之的,让人不免要问,这些平台究竟有没有诚意整改?愿不愿意自我净化?是不是拿法律法规不当回事?如果每次出事后不是刮骨疗毒,而是渴望息事宁人,丑闻怎么能绝止?
我们并不缺少制度建设,食品安全法备受各方期待,但是为何管不住订餐平台?如果只是罚点款,商户和平台怎会长记性?目前看,单纯的经济处罚,已难让相关责任人受到触动。日前媒体曝光问题商户后,百度外卖、饿了么、美团被立案调查,期待相关平台被依法严惩,不敢也不能助纣为虐。
“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那些以敛财为工具而不讲法的竞价排名该消失了。但是,订餐平台不可能主动舍弃牟利冲动,这就需要监管部门依法重拳出击,拿出洪荒之力,始终保持强有力的严管状态,不让订餐平台见利忘义,坑害消费者。
广东招警申论热点时评(三)
对“老同志下乡”的关注,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形成人才资源与乡村建设之间的良性循环。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决策者应该保持敏锐的嗅觉
一名副部级干部主动申请做驻村书记的事迹,近日受到媒体关注。这位老同志经中组部批准,下沉到村任“第一书记”,一年来尽心做事,带领群众努力脱贫,受到当地群众好评。临近或已退休的高级干部,如何到广袤乡村发光发热,在当下是一个很有针对性的新课题。
随着人口平均寿命提高,60岁左右或退居“二线”的干部,很多仍然年富力强,且经过多年历练,有较宽的视野、丰富的阅历。“退而难休”的背后,除了较强的成事能力,更有已经看透沉浮、静下心做点具体事情的意愿。
另一方面,在当下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农村脱贫攻坚工作中,人的问题已成为最突出的矛盾之一。有能耐的年轻人纷纷进城,导致一些农村“空心化”;有些乡村干部,身在农村,心和家庭却在城里,很难与乡村“同呼吸、共命运”.如果没有人才的“润泽”,将资源导入并结合实际盘活,只是简单把钱和物投到农村,很难发挥可持续的造血功效。
上述两方面的诉求汇流到一起,有理由对此赋予更多期待。实际上,中央充分认识到了离退休干部的意义。年初,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发挥离退休干部的独特优势,按照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组织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在推进“四个全面”中作出新贡献。在此之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已有不少退休官员主动下乡出力,成为奉献乡里的“新乡贤”.
与此同时,也有老干部在媒体上反映:自己也有到乡村做事出力的愿望和热情,就是不知道人家接受不接受,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怕“开始容易、成事儿难”.由此可见,“老同志下乡”目前虽然还属于自发的特例,但这种热情有普遍意义,应该加强引导,逐步探索工作机制,以组织规范和程序引导。
离退休干部有一定特殊性,中国农村更有着复杂的特殊性,这两方面的对接,并不如纸面上说起来那么容易,既可能两相契合带来积极可喜的变化,也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越是这样,越需要从一开始就要严谨、细致,边探索、边总结、边规范、边完善。对于新生事物,我们不能简单盲目地叫好,而应该鼓励尝试、完善机制、因势利导,让更多有能力、有能量、有意愿的离退休干部,到农村大地“释放激情”.如果简单寄托于个别老同志的高境界、高觉悟,而一旦出现失败案例,就又把这种现象一竿子打死,将两方面需求与热情简单扼杀掉,显然也是一种轻率。组织与群众监督机制,不胜任工作的退出机制,与现有治理机构的沟通机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对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决策者应该保持敏锐的嗅觉。对“老同志下乡”的关注,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形成人才资源与乡村建设之间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可以出台更多措施,鼓励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等多种类型的“告老还乡”,推动乡村发展;另一方面,也急需加强乡村的文化建设,营造开放格局避免局部封闭,以文化为底色,形成更有效的吸纳社会能量的运行模式,让见贤思齐蔚然成风,努力弥合当下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差距。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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