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干警申论写作范文阅读

　　政法干警申论写作范文(一)

　　强调“全面”公开裁判文书，并非一味追求社会公共价值，而忽视对公民个人隐私的保护。事实上，最高法在推动裁判文书上网之初，就将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确定为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规定明确不予公开的几类文书，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保护隐私或国家秘密的考虑。此外，还允许以隐名处理、删除有关信息的方式，来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就是想在不破坏私人生活安宁的前提下扩大信息公开。只有把握好这个平衡点，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改革中真正有获得感。

　　裁判文书公开所代表的司法公开，具有多重社会价值，它可以全景展现一个国家解决纠纷和冲突的技术与伦理，大大提高人们对公平正义的信仰和尊崇。这个展现中国司法状况和法治发展进步的重要平台，凸显了中国司法的自信，也体现出独特的气质，不仅国内群众热切关注，也引起其他一些国家的高度关注。自2013年中国裁判文书网运行以来，海外访问量突破5亿人次。保持这种气质，迎难而上，不轻言退，方能以司法公开的持续进步，激发人们全面依法治国的信心和热情。

　　政法干警申论写作范文(二)

　　防止决策与责任的脱节，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一环。过去，一些国企投资出现巨额亏损，却往往谁也不用负责，让人心疼。这种情形有望得到遏制。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建立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意见》，在国企发展历程中首次提出“实行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终身”二字，体现了监督决心，也充满了震慑力量。

　　出台终身追责制度，针对的是国企决策方面的约束失之于宽。《意见》中列举的九大方面54种情形，都是过去长期发生甚至比较严重的方面。比如，审计署2014年发布的11家央企的审计公告显示，上百亿元投资亏损中，不少看上去十分“任性”,有的企业借给民企20亿元买矿、次年再花40亿元高价回购;近几年，国企走出去步伐加快，大手笔“买买买”,然而不少项目转眼却成了亏损黑洞，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投资打了水漂;还有一些国企，只关心负责人任期内的营收数字好不好看，不切实际追求规模，加剧产能过剩，最后滋生一批僵尸企业。问题是，亏损之后，许多决策者只要换家企业、换个岗位就可卸责，有些甚至留在原有岗位继续发号施令。要遏制违规经营、盲目投资、暗箱操作、转移资产等痼疾，提升决策的规范性势在必行。

　　此次《意见》犹如给经营投资决策开列了一张“负面清单”,意味着国企负责人决策时就得掂量责任的问题，无论是否离开企业，都无法推卸应负的责任，不能把亏损包袱甩给国家，抛向社会。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有助于解决国企投资短期化的问题。终身追责，对国企决策者是一种提醒：投资不能只看眼下赚不赚钱，哪儿热闹就往哪儿扎，更要关注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有人担心，终身追责制度也许能管住拍脑袋决策，却也可能让人不敢拍板，助长“宁可错过也别犯错”的想法，如此一来可能会捆住企业的手脚。这显然是种误解。

　　首先，追责范围比较明确，损失认定方式、处理规则，也比较明晰，对执行中带来“误伤”已有防范。

　　其次，追责的指向主要是违规行为。具体说来，主要指经营管理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内部管理规定、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职责造成国有资产较大损失的情形。只要企业决策制度完善，决策从头到尾依程序而行，该论证的论证，该评审的评审，该集体研究的集体研究，如果出现因为市场环境、行业周期的变化而致亏损或效益不佳，则不必过于紧张。市场竞争有盈有亏，乃是常理。建立终身追责制度，是让国企投资经营更守规矩，并非要求每一笔投资都稳赚不赔、每一项决策都有先见之明。

　　此外，新一轮国企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靠某一项改革包打天下。有的改革举措重在约束，如此次出台的终身追责制度;有的重在激励，如前不久出炉的国企员工持股试点;有的重在加强监管，如去年底公布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有的重在赋予企业活力竞争力，如推进混合所有制、授权董事会等。每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影响，同时又需其他改革予以支撑。多项改革的统筹推进、良性互动，将更好地解决国企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

　　终身追责制度，不仅为国企经营投资决策划出了“红线”,也将成为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安全线”.在激励中奋发前行，在约束下规范发展，国企才能真正做强做优做大。

　　政法干警申论写作范文(三)

　　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是当务之急，但涉及面广，必须找准突破口，下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步先手棋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推出八大方面30项降成本的组合型举措，受到企业家的普遍欢迎。有企业家感慨，“这是给冬泳的中国实体经济，除了水草，卸了沙袋。”

　　这几年，实体经济的日子不好过。从市场层面看，诸多行业不景气，产能过剩引发价格跳水，在珠三角，一些工厂还存在这种情形：接订单只是为了维持工厂运转;从发展预期看，做实业的企业主信心不足，有些人开始逃离，某老板关闭工厂买4套房，还感慨没买更多……

　　降低实体经济的企业成本，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不仅关系到企业的运行效率、盈利能力，更关系到投资者对实体经济的关注程度，需要企业和政府手拉手发力。事实上，许多企业也一直在努力通过创新升级来摆脱困境，无论是精益管理，还是机器换人，可以说是一分钱掰成八瓣花，能抠的、该省的、可降的，都做了。不过，仅靠微观主体的努力，降成本的空间有限，以创新来摊薄成本的时间较长，还不足以应对当下的被动局面。正因此，国务院为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打出的组合拳，无异于雪中送炭。

　　事实上，在降成本的两翼中，政府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大。企业成本中，有很大一部分只能由“看得见的手”来调整。例如，修改政策法律才能调整的“五险一金”缴存比例等“法定成本”,靠制度改革才能降低的审批、认证等“制度成本”,以及靠严惩贪腐才能肃清的“吃拿卡要”等“隐性成本”,这些都是企业说了不算、想降难降的“支出项”.

　　降成本意味着利益再分配，落到执行层面，可谓难上加难。比如，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动的就是某些行政机构和“红顶中介”的奶酪;再如降低电力成本，不仅是电力企业与用电企业的利益博弈，还涉及用电企业在“抢吃螃蟹”时如何重分蛋糕。没点“勇于涉险滩、敢啃硬骨头”的精神，是不行的。

　　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是当务之急，但涉及面广、战线很长，必须找准突破口，下好先手棋。和各种显性成本相比，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尤为重要。它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关涉企业负担也左右经济效率。更多情况下，制度交易高成本对企业运行效率的影响，可能比负担还要严重，伤害还要大。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不下来，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可能会变成一句空话。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就表示过，不要给钱，我们也不要扶持政策，我们要的是一个公平、透明、平等的环境。给了这个环境，我们会做得更好，比给钱更好。从这个角度看，降成本的关键，是让“看得见的手”习惯换手、缩手、放手，该放的落到位，该管的严起来，从而释放市场活力。

　　降成本，是一场逆势而上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忘记初心，即以深化改革的力度来成全企业得实惠的强度。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文件，中央为实体经济减负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一些地方也有许多探索，关键是在具体执行中不出方向性的偏差。政策从中央到基层，也有个“传达成本”.若是大而化之，层层递减，就会沦为“政策白条”,让企业空欢喜;若是过度解读，逐级加码，又成了“干预市场”;万一打着改革旗号搞利益捆绑，演变成给个别企业、个别行业“吃偏饭”,那更是偏离了初衷。如此重要的任务，不妨也建立督查制度，尝试评估反馈，降到位的奖，降不到位的罚。

　　无论到了哪个阶段，实体经济都是竞争之本、发展之基。如何把社会资本请回来，把信心找回来，主要看降成本的成效。当改革的步子实起来、快起来，不仅能拓展企业的生存空间、利润空间，也可以为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的孕育赢得主动，让实体经济这一池春水更快活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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